茶籽化石发现始末‖陶昌武
2020年10月10日，一个名为“纪念茶籽化石发现40周年”的学术研讨现场观摩会，在晴隆召开。来自省内外的八十余名嘉宾，围绕茶籽化石的出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为黔西南的茶叶产业，把脉开方、建言献策。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活动。
作为茶树原产地的实物证据——茶籽化石全球仅发现一枚。这便是收藏于贵州省茶研所、已经退休的晴隆县农业局农艺师卢其明，于1980年7月12日，在晴隆和普安两县交界的云头大山上，意外得到的四球茶籽化石。
茶籽化石（资料图片）
这枚化石的出土，将黔西南出产茶叶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至少一百万年；同时，这枚化石还从地质学、考古学、生物遗传学等方面，证明了黔西南就是茶树原产地中心，或者说就是茶叶的故乡。
卢其明应该算是黔西南第一个茶叶专业人士，也是为数不多一生与茶叶打交道的专家。茶籽化石之所以与他有缘，看似偶然，实为必然。为了还原茶籽化石发现的经过、厘清一些相关谬误，我对年逾八旬的卢其明，及其相关见证人，进行了采访。
一
2020年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拨通了卢其明老人的电话。
“喂！你好，请问你是卢其明老人吗？”我开门见山。
“是啊。你是哪个？”卢其明老人的回答也很直率。
茶籽化石发掘地保护碑
“我是黔西南日报的一位记者，姓陶。想和你聊聊有关茶籽化石的话题，不知你是否在家？”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他住在顶效附近。
“我不在家，我在山上采茶。”真是干一行爱一行，而且不是一般的爱。
“在山上采茶？在哪个山上啊？”我有些纳闷。
“就在寨子背后，也是顶兴学校背后。这里零星的有一些茶树，无人管理。闲在家里无事，我出来采一些，消磨时间。”
“那你还有多久才回家呢？能不能等一等，我马上从兴义出发，到山上找你。”
“可以，你过来嘛。”
挂断电话，我立即驱车赶往顶效。我想，如果能在现场抓拍到一张他采茶的照片，那就更好。可是当我兴冲冲地，赶到顶兴学校后面的山上，给他打电话时，他却说：“这里树林很深，怕你找不到，我已经快要回到家了。”
果然，山上的树林之间，东一蓬西一蓬地，生长着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种植的金华小叶，看上去芽头长得正好。
我估摸着他所说的位置，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追上了他和他的老伴。我作了自我介绍，并道明来意后，身材瘦小却精神矍铄的他，将袋子里不多的茶青，拿给我看了一下，说道：“太少了，不成炒。”接着又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我感觉得出，他有点犹豫不决。
“我还是想请你回忆一下，当时发现茶籽化石的过程和情景。那些关键的细节，应该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一辈子都记得。只是——唉！”他欲言又止，顾虑重重。
我连忙承诺：“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事实。”
说着，已经到了他家门口，他的老伴连忙掏出钥匙开门。然后，我和他坐在他家宽敞的院子里，喝着他手工炒制的绿茶，拉开了话题。
二
卢其明是广西横县人。横县是茉莉花之乡，也因此成为全国有名的茉莉花茶加工基地。近些年来，黔西南、尤其是普安和晴隆两县，生产的炒青绿茶，大量销往横县或通过横县，被再加工成茉莉花茶，进入国内外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卢其明将他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黔西南的茶叶事业，也算一种缘份。
1958年7月，在遵义农校茶叶专业学习期满，19岁的卢其明，被分配到晴隆县农业局农推站工作。
胸怀抱负的他，急切地希望能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服务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县里同意由他负责技术，在大厂镇的穿洞组，开垦荒山12亩，建设茶场。县里明确卢启华担任场长，管理场务，明确范学正、丁明芬为茶叶辅导员，给他充当助手。
没有茶种，也没有钱外出购买，因为经费太有限了。但他得知，周边的树林里，生长着不少野生茶树，既有大叶种，也有小叶种。他很高兴，便在工人们开垦土地的过程中，在两名助手的陪同下，翻山越岭，去寻找和采摘茶种。效果比预想的都好，他们满载而归。然后经过水选，在开春前及时播了下去。
云头大山远眺及山上的贝壳化石
1959年春天，种子先后出土。那些散落在周边、长期自生自灭的野生茶树，也发出了新芽。他忙里偷闲，亲手设计、请木匠制作的木质畜力揉捻机，以及萎凋房、发酵室、烘笼等制茶工具，也及时完工。在出土的茶苗迎着春风春雨，茁壮成长的同时，他也开始了生命中第一批茶叶的生产。
工人们早出晚归，分头去树林里，采摘野生茶青，交给他进行加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750公斤功夫红茶，顺利交售给晴隆供销社大厂分销店，最高级别的一款，售价达到5.1元/公斤。茶场建设伊始，就有产品问世，简直就是人间奇迹。消息传开，在周边县份，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前来参观考察，取经学艺。穿洞茶场和卢其明，一时名声在外。
接下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晴隆和普安两县合并，他到了普安县农业局工作，但两年之后，两县重又分设，他又回到了原单位。正是在普安县农业局工作期间，局里在江西坡公社，举办茶叶栽培技术培训班，他作为主要授课人，为来自基层的一百多位农民，讲授茶叶生产栽培基础知识。在此过程中，他听学员们讲，附近的深山老林里，古茶树很多，而且不乏双手合抱的大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卢其明一时来了兴趣，培训班一结束，他便邀请当地一位名叫张大鹏的学员，作为向导，陪他跋山涉水，钻进二十多公里外的云头大山，寻访野生古茶树的踪迹。因为路程遥远，山高林密，较大的古茶树没有找到，却也不虚此行，带回了十多株野生茶苗，栽到刚刚创建的江西坡茶果场里。正是这次探访，为他后来发现茶籽化石，埋下了伏笔。
为了发展茶叶产业，为了摸清野生古茶树家底，卢其明常年在各乡镇奔走，足迹遍布全县的山山水水。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他于1985年底，绘制了一幅“晴隆县野生古茶树分布图。”可惜时间太长，找不到了。
三
机会终于如期而至。不过，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从1980年开始，省茶研所在农业厅“贵州野生茶树资源调查研究”课题支持下，着重对黔西南地区的茶树资源分布、现状和利用价值等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了提高课题参与人员的业务能力，1979年10月，在湄潭开展了专题培训，卢其明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了培训。课题组主持人林蒙嘉，知道他来自晴隆，便请他将这个课题，放在心上，尽量抽时间到深山老林里，调查寻访。
卢其明知道这次调查的意义。茶树原产于中国的说法，之前没有争议。但自从1824年，驻在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土，在阿萨姆省沙地耶发现野生茶树后，国际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但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定论。
卢其明觉得，自己离这个争论太远，也就没有往深处想。每次下乡，他都只是希望能交个好运，找到一些野生古茶树，捡一些茶籽带回去，那就谢天谢地了。至于茶籽化石，那可是做梦都不曾想过的事情。
但机遇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1980年7月8日，他和茶叶辅导员罗永奉，又要下乡去指导工作、开展茶树资源调查了。他们从县城出发，徒步向西南方向挺进，目的地是当年他和张大鹏一起，到达山脚但没有爬到山顶的云头大山。
他们一路迈动双腿，走走停停，先后经过多年来，他负责技术指导建设的闻风、砚瓦、廖基、西舍、箐口等社队茶场。每到一处，都不顾旅途劳累，要给场里的领导和工人，讲解茶园管理和茶叶加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茶叶加工，他总是身体力行、亲自示范，手把手教人炒制。以致很多时候，和他一起下乡的领导，总是要求他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现场炒茶供大家品尝。
7月11日晚，他们到了箐口，先在茶场了解情况，交流了一些问题，然后才到税务所副所长庭永贵家歇宿。当时的条件非常差，既没有招待所，更没有旅店，下乡的干部，都是到熟人家借宿。
次日一早，即7月12日，在公社食堂里吃过稀饭，准备出发。箐口公社的副书记陈明学，主动充当向导。当时国家尚未强化枪支管理，一些基层领导干部，配有武器。陈明学当时配有一支半自动步枪，他将其挎在肩上，走在前面带路。
2020年7月22日，我找到晴隆县沙子镇月亮田组，见到了74岁、已经退休多年，身材瘦小却依然精神饱满的陈明学。
当年陪同卢其明爬上云头大山的陈明学
“当时的山上，是个什么样子？”我问。
陈明学说：“当时的生态，总体上没有现在好，但云头山上，因为人迹罕至，却密布着未被破坏的原始森林，还有少量岩羊、野兔等野生动物，我当时带枪上山，既为壮胆，也想碰碰运气，结果在山上转了两个小时，什么也没遇到，因此一枪未放。”
“你当时知不知道，卢其明得到茶籽化石的情况？”我问。
“不知道。我们上山以后，分头行动。他们去寻找古茶树，我没有目的，便往山顶上爬。然后他喊走了，我们就下山了。好久以后，听说他在山上，得到一块化石，我都不敢相信，是我陪他上山那次得到的。”陈明学感慨。“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估计他也没有把握，不知道价值究竟有多大。”
“你们之前就认识吗？”
“我们是老熟人。我之前在沙子供销社，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到箐口茶场指导工作，我们多次接触。”
罗永奉（罗 毅 摄）
罗永奉是晴隆县光照镇者布村人，布依族。当时，他刚好28岁，从兴义农校（时称“兴义农大”）毕业后，遇到“社来社去”政策，即从哪个公社出来，就回到哪个公社，国家不包分配，因此有些失意。农业局领导考虑到他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将其聘为临时工，作为茶叶辅导员，给卢其明当助手。后来，各县通过招考，录用了部分和他同样身份的校友，但他却没有这个运气，考试成绩一直达不到要求，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回到老家当农民。
说到当时的情景，罗永奉说：“我们从云头寨子后面往山上爬，没有明显的道路，茂密的森林里，缠绕着各种藤蔓，非常难走。上山之前，当地一位老人说，过去云头寨子后面的山脚，有一户姓沈的人家，山上的树林，曾经属于他家所有，因此大家都把那个地方，称为沈家箐。虽然后来沈家搬走了，但沈家箐的名称，却一直沿用了下来。”
在此说明一下，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沈家箐，写成了“笋家箐”，我以为用“沈家箐”才符合实际。
罗永奉停顿了一下，继续回忆：“爬到山顶那个丫口以后，我们坐下来歇气，抽了一支卢其明发的蓝雁牌香烟，然后分头行动。”
“当时山上的古茶树，究竟还有多少？”我插话说。
“太多了。”罗永奉说：“山的东面，即我们上山的一面，是陡峭的悬崖，散布在里面的古茶树，没法知道。但在山的西北面，比较平缓，植被很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两三亩面积的古茶树林，估计不会少于上百株，大的有水桶大小，小的也有饭碗粗细，既有四球古茶品种，也有后来被中山大学的张宏达教授命名的红药红山茶。”
当我把现在的云头山上，已经看不到一株古茶树踪影的情况，告诉罗永奉时，他“唉”了一声，感叹道：“太可惜了！”
几乎垂直的大山，非常陡险，抬起头来，只见高耸入云又连绵不绝的山上，云雾缭绕，轮廓模糊。要想从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真是谈何容易！
卢其明的工作，更多是在野外。他也习惯了原野的工作，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经常走村串寨、爬山涉水，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除了肩上的帆布挎包，还会随时找一根木棍，拄在手里，不仅上坡下坎，可以助一臂之力，以防摔倒，还可以用来抵挡随时可能遇到的恶狗和毒蛇。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走，中午时分，他们来到新庄，离沈家原先居住的地方，已经不远。便准备到箐口茶场的职工张仕武家，找午饭吃。结果张家已经吃过，又没有剩饭，现煮的话，时间又不允许。情急之下，张仕武只好临时煮了一锅刚刚挖来的洋芋，卢其明他们一人吃了两个，又装了几个在挎包里，然后继续赶路。
海拔1800多米的云头大山，从北侧绵延而来，在云头寨子后方，一个转折，呈V字形展开，向西南方向逶迤而去。无论是从远处眺望，还是在近处仰望，只见东北、正东、东南三个方向，山势险峻，峭壁如削，其上灌木丛生、杂草掩映。卢其明他们直接往悬崖上爬，抵达山顶的时候，已是中午过后。尽管山风很大，但盛夏的骄阳，还是晒得他们汗流浃背、浑身燥热。
主峰与东侧山峰之间的丫口，是一个不规则的平台。他们三人分头行动——罗永奉和卢其明，钻进西北侧斜坡上的古茶树林里，两人一前一后，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按照卢其明的交待，罗永奉负责采集红药红山茶标本；看着眼前众多的古茶树，卢其明显得特别兴奋。他拿出尺子，丈量了几株的地径，然后估计了一下数量，记录在本子上。激动之余，他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还应该做些什么呢？镇静了一下，他觉得应该找一些茶种带回去，但抬起头来，茶树上既没有花，也没有果。此时，正是茶籽即将成熟的季节，这些茶树上怎么没有种子，是不是因为成熟较早，已经脱落了？于是，他便两眼死死地盯着脚下的草丛，希望能扒拉出一两粒来，也就不虚此行。
陈明学（邢贵龙 摄）近影
走着走着，一块四五平方米的滑坡体，出现在他面前。他不由怔了一下，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因为那意味着没有抓扯的东西，存在安全隐患。他上下左右打量着，那个因为雨水冲刷浸润形成的滑坡体，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以便继续走到前面。刹那之间，他突然惊呆了，他看到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块，刚从岩体上脱落下来的石块，掩映在泥土和碎石之间。石块的质量并不好，石化的程度也不深，但却鼓凸起三个显眼的位置，看上去像是某种植物的种子，凝固在上面，疑似某种植物种子的化石。
有点意外。卢其明环顾了一下左右，罗永奉离他很远，陈明学更是不知所终。他想告诉他们，这里有一块特殊的石头，但他冷静了一下，又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特殊在哪里。他轻轻地弯下身去，小心地将那块石头捡起来，抹去上面的泥土，放到眼前认真地端详了好一会，越看心里越抑制不住兴奋。但他努力按捺着狂跳的心情，然后从挎包里，拿出那条只剩一包的蓝雁牌香烟的外壳，将石块稳稳当当地包好，放进挎包，再从外面轻轻按压了一下，感觉踏实了，这才就地坐下来，摸出烟和火柴。
采访了卢其明后不久，我便在茶友罗明江的陪同下，爬上云头大山。从人们留下的足迹不难看出，在卢其明之后，前往山上探访的脚步不少。在他当年得到化石的地方，已被普安县地瓜镇岗坡村的农民，开垦出来，种上了杉树，有的已经双手合抱粗细，有的则是刚刚栽下的树苗。他们打坑栽树时，挖出不少石质很差的石头，当地人称为羊坎石，极易风化破碎，很像《茶经》里所说的出产“上者”的“烂石”。随便捡起一块，都能看到上面满是贝壳化石。这又证明了云贵高原，曾经深埋海底的事实。
我们没有卢其明的运气，既没有找到梦想中的茶籽化石，也没有看到野生古茶树的踪影。在卢其明得到茶籽化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附近村寨的村民，暴殄天物，将大量自然生长了亿万年的古茶树，从山上挖回去，栽到房前屋后，企图据为已有，但绝大多数，都没有成活，非常可惜。
卢其明将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感觉如释重负般轻松了许多，心情也愉快了许多。他目视远方，只见群山连绵，天高云淡；晴隆县城所在的位置，隐约可见。已经出门五天，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他将烟吸完，看看天色，太阳已经西斜。他习惯性地将烟头插进泥土里涂灭，侧过头去，放开喉咙大声喊道——陈明学，下来，天晚了，我们回家吧！接着又喊罗永奉——你弄好没有，可以走得了？
那天是星期六，陈明学没有回箐口，而是陪着卢其明和罗永奉，往县城方向赶。走到普晴林场场部，然后便抄小路，回了月亮田家里。
尽管感觉很累，但挎包里装着疑似茶籽化石的卢其明，感觉浑身都是力量；罗永奉呢，也带着当时尚未命名的红药红山茶标本，同样显得比较高兴。他们一路小跑，没有停歇，当天夜里，便回到了县城。
四
星期一早上，卢其明便带着茶籽化石，兴冲冲地来到办公室。他将化石放在办公桌上，埋头整理相关材料。
不一会儿，县农业局副局长兼农推站副站长张顺祥，走到他的身旁，一眼看到那块化石，惊得睁大眼睛，兴奋地问：“你从哪里得到这么好的东西？还不赶快送去鉴定！”
卢其明说：“怎么不送？我正在准备呢！”
张顺祥伸手将化石拿起来，认真地端详了一会：“难得难得！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你准备送到哪里鉴定？”
卢其明沉吟了一下，说道：“可能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要权威一点。”
张顺祥说：“当然。不过这是我们贵州的东西，我建议送到省茶研所，可能会更妥当。”
卢其明却有些担心：“省茶研所的条件和技术有限，万一鉴定不了怎么办？”
张顺祥满有把握地说：“万一他们不能鉴定，他们有责任送到其它地方去鉴定啊！”
很快，卢其明发现疑似茶籽化石的消息，便在单位传开，同事们都向他表示祝贺。
当天下午，卢其明找到晴隆县多种经营办公室的段白隐。段白隐有一台照相机，卢其明要请他拍摄几张照片，作为依据，段白隐欣然应允。这些照片，卢其明至今仍妥善地保存着。
在将手里急需处理的事情忙完后，卢其明这才钉了一个木箱，找来一些棉花，将化石包裹严实，装进木箱，拿去邮寄。
邮政局当班的年轻女营业员，说根据规定，要打开木箱，验明正身，看是何物，是否属于违禁物品？卢其明无奈，只好又将木箱打开。当那位女营业员看到是一块石头时，疑惑地说：“一块烂石头，还要回执和保价？”卢其明说：“你不管它是不是烂石头，你只管收寄就是了。”
尽管心存疑虑，但那位女营业员还是按照卢其明的要求，办理了邮寄手续。与此同时，卢其明通过电话，将“我得到一块化石，需要鉴定，已经寄出，敬请查收”的情况，报告了省茶研所。但他已经记不得，是谁接的电话。
三天以后，省茶研所的刘其志、林蒙嘉、王成仁等专家，收到茶籽化石后，异常惊喜。他们就像把玩古董一样，翻来覆去地，把那块化石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爱不释手，然后小心冀冀地，锁进保险柜。然后，三人不顾手上正在忙活的事情，次日便兴致勃勃地，坐上班车，赶赴晴隆。然后在晴隆县时任科委主任舒藤元的陪同下，不辞辛苦，爬上云头大山，亲临化石出土现场，对野生古茶树生长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同时也希望能像卢其明一样，交到好运。
正是因为他们的这次行动，才在一些报道和论著中，出现了茶籽化石的发现者张冠李戴的情况，比如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罗庆芳，便在《农业考古》2009年第2期发表的《贵州高原，茶树主要的起源地》一文里写道：“晴隆县科委舒滕元同志和县农业局的卢其明同志，在该县笋家箐发现的茶籽化石。”湄潭县政协的周开讯主编、贵州科技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茶的途程》一书，则将茶籽化石的发现者，写成了刘其志，只字未提卢其明。
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对此，卢其明颇有想法，认为这种“照顾情绪”的做法，既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不负责任的草率行为，以致在很长的时间里，卢其明都很不信任记者，对媒体抱有成见。
那么为什么卢其明没有陪同刘其志等人上山？对此，卢其明也深感遗憾。原因是他把化石寄出去的当天，便接到了家里的电报，说父亲病重，要他争取回去一趟。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卢其明回家的次数，不到十次。包括后来父亲和母亲去世，身为长子的他，都未能到达现场，护送生养自己的二老最后一程，每每想起，他都深感愧疚。采访中，我不经意地谈到这个问题时，耄耋之年的卢其明，泪光不停地在镜片后面闪烁。当时，他已经五年多没有回家了，估计年近七旬的父亲，可能挺不过来，便给单位请了假，赶赴横县，错过了与刘其志等人一起上山的机会。
五
经省茶研所的资深专家刘其志初步鉴定，卢其明发现的那块化石，为茶籽化石。“从化石茶籽的形状看，很接近该地野生茶树的种子，有明显的种脐，种脐旁边有三个胚珠的印迹。这块化石茶籽共有三粒种子，其中两粒发育正常，有一粒为发育不全的种子，亦有明显的种脐存在。茶籽化石的出土地点，主要是三叠纪地层，而茶籽化石则是在第三纪规程岩层中发现，和茶种植物的发生时期相一致。”
作为高级农艺师的刘其志，曾任贵州省茶叶研究所品种组组长、育种研究室主任、中国茶叶学会茶树品种研究组成员、中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其论文《茶的起源演化及分类问题的商榷》指出：“茶的起源，源于何时，源在何地，孰是比较原始的茶种？各有分歧。从我所茶树品种资源的调查、搜集、整理工作中，根据茶树在植物分类学上的演化地位，结合古地理气候环境，茶树有可能起源于第三纪，原产地的中心在云贵高原。”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内业人士的认可。茶籽化石发现后，他又撰写了《再论茶的起源与原产地》一文，进一步用详实可靠的实物证据，论证了茶树起源于云贵高原的论断。
据刘其志和林蒙嘉后来回忆，当年收到卢其明寄去的茶籽化石后，虽感惊喜，却很慎重，征得省里有关部门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会同省农科院、省地质局、中科院贵阳地化所等单位的专家，联合对化石进行了初步鉴定，一致认为是茶籽化石。
但他们拿出的结论，还需要得到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认可。为了进一步确定鉴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他们专程跑到广州，请教中山大学茶类植物学家张宏达教授，张教授的看法，与他们的结论基本一致。
到了1987年冬天，为慎重起见，省茶研所还将普安县普白林场的一颗野生古茶树种子、一颗湄潭茶树的种子、一颗云南大叶茶种子，作为对比材料，连同茶籽化石一起，送到南京，交给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权威专家郭双兴。
郭双兴教授经过查找大量资料、反复比对，又千里迢迢，亲临云头大山实地考察，两年后的1990年初，才慎重地给出了鉴定结论：“化石的外形、大小，具种脐，周边突起，种脐旁侧有凹痕，种子顶端扁平，或微有突起等特征，与现代四球茶的种子非常相似，化石可归属于四球茶。化石与四球茶的种子也略有不同，表现在化石的表面较平滑，纹饰不太清晰，化石在埋藏期间地质的作用下受到挤压，种子的高度变矮，基部的种脐变大，种子因搬运表面有碰伤痕迹，这些由于外因造成的化石种子物理形变，不是种子本身的固有特征。因此，化石种子仍可归属于四球茶。”
2010年，郭双兴教授在接受黔西南电视台采访时，仍然明确地说：“此化石可归属四球茶籽化石，推测年代为晚第三纪至第四纪。第四纪上限为4500万年，下限为200万年。”
也就是说，至少在200万年以前，茶树已经普遍生长在黔西南这块土地上。相对来说，印度阿萨姆的古茶树，时间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鉴于卢其明的特殊贡献，他曾被推选为贵州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国家科委等单位，曾授予他“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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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黔西南日报记者 陶昌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