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蓬。

好花生在刺梨树，哪朵向阳哪朵红。

上个世纪50年代唱红了贵州，世纪之交又唱红了大江南北的贵州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其不朽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何在？她的歌词，显然借鉴了唐人近体七言绝句，但又不受其格律束缚，而是给以大胆突破、创新。一个民族的生活、奋斗史终于造就了一首道地的民族之歌，或曰真正的民族之诗。何谓“诗的本质”？南朝著名文艺批评家钟嵘在其《诗品》中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煇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好花红》的出现正好印证了这一“诗歌本质论”。下面试逐句分析之。

第一句“好花红来好花红”。七个字中，“好花红”这一短语或短句被反复咏唱两次。可见“好花红”这个三字短语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它既是歌名，又是贯穿全诗的艺术意象的载体。诗歌一开口便唱道：“好花红来好花红”，既简洁、明了，又情深意长。通过一个衬字“来”来联缀的“好花红”的反复出现，显然采用了许多民歌或传统文人诗歌中常用的反复咏叹法。从《诗经》第一首歌颂男女爱慕的《关睢》到现代新诗人戴望舒的《雨巷》，都是这种技巧的成功运用。“好花红”这一典型艺术意象被一声声地歌唱、一声声地呼唤，或是河这边一声，河那边一声，或是山崖左边一声，山崖右边一声……随便你怎么想象都是合情合理的，自由奔放的，而且，其中的意味似乎还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换句话说，这悠长呼唤的艺术容量毋宁是无法穷尽的。因为它可以随着欣赏者审美角度、情趣的不同而不断获得新的形象，新的生命。真可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好花红》由旧社会唱到新社会，由20世纪50年代唱到90年代，她还要跨世纪而久唱不衰！用《诗品》中的“动天地，感神鬼”来形象，应当不算夸张！

仔细从句法上看，《好花红》明显地经过了一道又一道的艺术包装或曰修饰。这真是群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好花红”，这三字从整体来看是主谓结构，主语是“好花”，而谓语选中了一个色彩耀眼的“红”字。不可小看这一个字，它可奠定了“好花红”这一艺术形象的不可替代的主色调。这不正是一字千金吗？再深入到主语“好花”中去看，又可发现这是一个“修饰语+中心语”的偏正结构。“好”加在“花”字上，这“花”就不是孤独的、光秃秃的“花”了。在“花”形象之前冠以一个不容置疑的、表示肯定态度的“好”字，这就把布依族劳动人民历来追求理想境界的执着劲儿，艺术地再现出来了。世间万事万物，总有好、中、差之分，布依人不甘心比别人“差”，不苟且偷生地满足于“中”，而是执着地追求“好”！实在是有点神话中“夸父追日”的境界了！“好花红”意象由于这一前一后的厚重包装，便显得天衣无缝，丰富而饱满了。试调换一下这里的语序，即使说成意思相去不远的“花好红”（花多么红）或“红花好”，意境都不如“好花红”来得刺激过瘾了。众所周知，民歌在多年的无数次演唱中，“好花红”三字，经过千万人反复吟咏或多声部重唱等艺术加工，又在中间加一衬字“来”，就使得旋律无比优美、优长，“好花红”这一艺术典型形象不再是死的三个“字”了，而是虎虎有生气，从而具有震撼心灵和时空的艺术穿透力了！

“好花红来好花红”……这声音喊得情深意长，喊得喉咙嘶哑，喊了一代又一代，喊得天地一片红！这是多么热烈的血红的情怀哦！“红”，本是人体中由心脏跳动而维持的血流的色调，因此，她是一首“心跳”的歌，是表现布依人“血性”的歌，她如火如荼，永远具有星火燎原之势，它有无限的艺术张力！

从整首四句歌词看，她明显地借鉴了兄弟民族汉族格律诗的优长。你看，首句即入平声韵了（句脚为“红”），第二句当然也得押平声韵（“蓬”），第三句为了显示参差美和转折美，句末像绝句一样用了仄脚，最后到结尾句仍回到平声韵“红”字上。因此，通篇回响着激昂而悠长的“东韵”。“东韵”是诗韵中处于首位的常用的宏亮音部，“ong”，是一个靠后的鼻音，这个音，好像是从胸腹中慢慢提升起来的，因而特别沉稳而厚重。此歌得以长期流传，除了意境美而外，除了内容好而外，它在声韵学上下的工夫亦是不可忽视的。顺便应提及，这首布依民歌的歌唱者们，大胆采用了汉民族的“绝句”诗体的优点，表现了很高的汉语文学修养。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布依人不是一群狭隘、保守的人群，而是一个善于吸取兄弟民族的长处（包括语言材料、艺术手段等等）的胸怀宽广的民族，像“夸父追日”一般地不断求新，不断进取，才使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并获得发展。这也应是《好花红》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

第二句，“好花生在刺梨蓬”。这一句是明显的生态美的赞语。首先，这一句为听者或观众提供了一幅广大无比的，诱人的美丽背景。这“好花”不是孤独的，不是无根无据的，而是生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海洋一般的，热热闹闹的绿色之中。“刺梨蓬”是本诗中又一个值得玩味的艺术意象。“好花”要有“绿叶”配。在男欢女爱中如此，在大自然中也如此。这成片的绿蓬，其中有多少情？多少意？这是任何人也无法猜透的。这就是近来很时尚的生态产业或生态美学所要深究的课题。绿得多了，深沉了，便显出“青色”乃至“黑色”。贵州省简称“黔”，不是这个色调吗？贵州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兄弟民族喜用青色、蓝色或黑色装点服饰，似乎不是偶然的。

除了“蓬”字，“刺”字也很有韵味。刺梨花儿香、果实美、然而有“刺”。这在自然界不是奇事。我看到有的同志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旦吃上家乡的刺梨，便狼吞虎咽，把刺尖儿都吞下了。这在外人看来，似乎难于理解。但是“赤子之心”正是从这些细节中流露的。吃刺梨不带“刺”，不过瘾！其实，这当中包含了一个深奥的美学问题。艺术欣赏中往往是不避这种“丑”形象的。正如火锅好吃，但如果不够“麻”、“辣”、“烫”，顾客是遗撼的。因此，勿宁说“好花生在刺梨蓬”是一种“天赐”的幸运。中国老子哲学认为，“反者道之动”。伤感的诗人们常常为“一枝”、“两枝”、之类的“残菊”、“落叶”流泪，而我们布依人的情感却特殊得很、健全得很，满山遍野的“刺梨蓬”和“刺梨花”，不正是那满山淘气的、可爱的“野”姑娘、“野”小子吗？当然，这个含义上的“野”，并非是“野蛮”之“野”。这里的“野”味，“野性”，正是“自在自为”的“人性”，是一种艺术境界。再说，这“刺梨蓬”，这“红花”，也区别于温室的花，区别于盆景中的花。汉族中有“多栽花，少栽刺”之说，而布依人则把“花”与“刺”，这两个相“反”的美学范畴巧妙地艺术地“统一”起来了。这是何等大胆的艺术构思！

《诗经·葛覃》中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宋代大儒朱熹说，这就是“赋”的诗歌技巧：“赋者，敷成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如果《好花红》歌词的前联即一、二两句是“赋”，那么，后联即三、四句正好就是“比、兴”手法了。我们的《好花红》，“赋”、“比”、“兴”全用上了！请看：

第三句，“好花生在梨梨树”。从字面上即形式上看，除了末字 “树”为仄声之外，其余六字均与第二句相同，似乎是原地不动的简单重复了。但是，仔细琢磨，这一句并非是多余、累赘的，第一，本诗的前后两部分正是靠它来承转的。重唱的部分正好像做律诗的人要使相邻的两联“相对与粘连”一样。民歌要能唱。在音乐旋律上，第三句起到一种“回环”作用。第二，这里的“回环”，正是为整首诗句的结句，蓄足“势力”。先抑后扬嘛。是的“造物主”已安排“好花”生在“刺梨树”，这是“坏”事，也是“好事”。

第四句：“哪朵向阳哪朵红”。这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绝妙无比的诗句啊！这是千百年来多少人的生产经验和社会斗争经验的升华啊！同在“一片蓝天”下，并不能保证“每一朵花”都同样“红”。刺梨花以太阳为“自己的对象“，太阳也以刺梨花为“自己的对象”。光是一方“有意”另一方“无情”，是不行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有“妃匹之际”的良性互动，才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审美境界出现！朱熹说“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是因为“妃匹之际”即男女欢爱、婚姻问题等等从来无小事！（见朱熹《诗经集传》）因此《好花红》固然可以作为少男少女们脸红心跳的“情歌”，也可以被引申为更广义的生产和生活之歌。我们享受同一个太阳，不同的对象的“自我表现”不相同，结局便不同。“天道酬勤”啊。“哪朵向阳哪朵红”啊！怕“太阳”的，躲着“太阳”的，或找不着“太阳”的，怎么能有“向阳”而“红”的机会？！很明显，《好花红》歌词前半部分是写景状杨，是“生态美”，与此对应，后半部分第三句第四句就该是“人文美”了。例如，贵州碰上了“西部大开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它更是“挑战”啊。“哪朵向阳哪朵红”，这里同样有竞争，有选择，并不是随便哪一朵“花”都自然而然地同样“红”！布依人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正说明布依人从来不是天生“保守”、“温和”或“阴柔”的。这个民族像她的歌一样，也是阳刚的、开放的。《好花红》有这么好的“口碑”，正说明布依族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像周总理期望的那样，都具有“后来居上”的精神。这“精神”，恰好印证钟嵘《诗品》中所说的“动天地、感鬼神”的“诗之精神！”

让《好花红》成为“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中的不逊色的一朵！

作者简介： 贺登江   布依族，1944年10月生，贵州安龙人，现居兴义市。1968年贵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共党员。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黔西南州诗词楹联学会原常务副会长，会刊《黔西南诗联》主编。贵州省诗词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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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贺登江    编辑：印象黔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