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话沧桑 ——吴厚炎先生散文读后
淡定话沧桑
——吴厚炎先生散文读后
王仕学
孙犁的散文《谈爱书》，开头有这样的内容，一位客人闲谈问这位散文大家，说是他的稿子，编辑不能改动一个字。客人想求证此事，孙犁把话题岔开了。我想孙犁的语言功底深厚，又是资深编辑，自是十分严谨，一般人怎敢班门弄斧？而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吴厚炎先生写的散文亦不可擅改一处，从文字到标点。改与不改对照，韵味顿殊。近来常与先生面谈，受益匪浅，以下略述一二。
吴先生祖籍浙江吴兴，清末光绪年间祖上以道台身份来到贵阳，祖父及父亲相继为民国时期贵州省民政厅抄写员，可以称得上“书香门第”。先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爱好广泛，诸如植物学、品兰、赏石、书法、戏剧、音乐、垂钓、品茶、绘画、文学等都有涉猎。1963年贵阳师院（今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兴义师范（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任教，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在《贵州日报》《儿童文学》《花溪》《山花》《诗刊》等发表小说诗歌，作品曾选入《贵州新文学大系》，有专著《诗经草木汇考》《兰文化探微》问世。晚年转入散文创作，主要作品发表于《贵州作家》及《黔西南日报》。文笔老辣娴熟，如《在筲箕凼的日子》中有一段话：
离学校不远的龙塘，有一清冽大水井，可见鱼游水草间。水从溪沟流向田坝，自然有鱼。无须正宗钓竿，途中有金竹林，揣上钓线及小刀就行。一天中午，到溪沟一路搜寻，两个小时已获十来尾鲫鱼，大的不到一两，小的仅四、五钱。竹竿不用带回，太招摇，拎个不透明的袋子就行。回校后，径直去亚夫的房间，他带有煤油炉。亚夫当时不满五十，已懂得养生。我敞开鱼袋指着说：“好东西。”他凑过来：“哟！哪里搞的？”我撮起嘴对着远山迷蒙处。“不错。挑坨猪油，放几个番茄，再加上盐巴，熬鲜鱼汤。”说时已将右手横抄胸前，左手摸着下巴，唇上的短髭一颤一颤地。入夜马灯亮后，鲜香的蒸汽冒上屋顶，又轻袅开来。分汤时，眼睛都在碗里。端碗时，噗噗噗--在吹？接着，吧唧，咯噔--在喝？七八个人就品尝了亚夫的手艺。“可惜炉子和锅儿只适亚夫煮鸡蛋。要不，还可多熬些水。”有人这样说。身影就在灰墙上晃得乱七八糟。
这段文字，人物动作、情态跃然纸上，其它自无可说。只是“要不，还可多熬些水”，我想世上只有“熬汤”的说法，那可“熬水”？打印时我就改成了“熬汤”，以为“熬水”是笔误。吴先生最后校对，说，鱼多水少，是熬汤；水多鱼少，就是熬水。“熬水”，状其清苦也。这一写法独特、传神，有韵味。若换成“熬汤”，就平庸了。我恍然大悟。
吴先生擅长肖像刻画，寥寥几笔，便栩栩如生。比如《古稀之年说“忘年”》中的曾毓俊先生：
“他身量不高，偏瘦，脸也如此。鼻梁适中稍尖，唇不厚。唯眼睛大而明亮，想他年轻时，定然英气逼人。”
再比如《唯有识人为难处》的李鹏程先生：
“出身于师院史地科的鹏程先生，其书法颇有观瞻之处，因极少露脸，鲜为人知。大抵是学鲁颜公而近钱沣（南园），唯舍钱之峻拔而显丰润圆转，似乎与其刚直率真的品性不尽相合。因而，闲暇之余，爱啜两口。几杯下肚，或撮嘴翻唇，叨叨絮絮，眼眯一线；或脸红脖粗，呵呵大笑，俯仰不拘。20世纪七十年代左右，他曾窖了三瓶贵州名酒于房前地头，数年之后开启，只有玻璃泛光，不见液体摇香。抡瓶斜视，歪脖端详：“咦！咋就没有了呢？”眯眼放开了，眉头竟未展。挥手之间若有所思。”
这些描写，读起来气韵流畅，口留余香。
再比如《我的大哥大嫂》中的大嫂：
“我读初二时，他成家了，嫂子是大方（大定）一地主女儿。不知甚么原因，当时竟未参加他的婚礼。直到进入高中，才见着嫂子。真是一见难忘：眉黑睫长，明目皓齿，蛋形脸粉白、透红、滑润，五官协调，轮廓分明，性格开朗爽直，又不失分寸，那就不是一般的漂亮，可称之为俏丽了。后来，我对大哥说，人说‘黔西大定一枝花’，这公安局的‘花’到了你手上？大哥笑了：‘她刚中学毕业，甚么都不懂，我们正好坐对桌，就经常帮助她。’双唇牵动略宽的鼻翼和浓眉大眼，得意之中显出无邪和天真。”
这种写法不胜枚举。吴先生散文中的肖像描写不是静态的，也不一定是一次完成。他往往在文中要多次呼应补充，对细节、情态的刻画起着非常好的作用。
吴先生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语言表达不要直白，要曲径通幽，情理之中，又出乎其外。比如《照壁山下师生》的开头：
“五十多年前，我就读的贵阳师院，在照壁山下。所谓‘照壁’，是指同正门相对的屏蔽，多筑于寺庙和广宅前。如此，那师院就不具备这种资格。想是师院右侧的‘扶风寺’，以它前面的山为‘照壁’了。但这样一来，‘山’之为‘墙屏’，是不是显得有些巍峨？而我们的师院与之并无关联，却被人称之为‘照壁山大学’，这就有点轻慢的意味。不过，这‘照壁山大学’倒还有些可以写一写的东西。”
先点出地点，然后解释“照壁”。断言师院不具备资格。进而谈“扶风寺”，反问上扬。之后诙谐。最后点题。一小段文字转了多少个“弯”，有点像游中国园林。比起一连串排比句，或者故作深沉，就摇曳多了。
吴先生的散文中有些拟声词，以及某些标点，似乎古怪，能不能换成大家可以接受的？比如《代价》一文中“但双方都是中师生，是秀才，又都自认为有理，且信仰一致，居然——居然会‘说不清’”。只要一个“居然”，行不行？“于是，1968年5月的一天，我们风闻学生两派要动武时，就到下五屯河边，炸鱼。”“炸鱼”前的逗号不要可不可以？
吴先生说，“居然”与逗号不能去掉，有强调作用。
吴先生解释说，排比之类的写法，使文章读起来流畅、易懂，读者的思维不转弯。但流畅则容易陷入“滑”，一味地“滑”，不好。间或要有些“涩”。像拉二胡，“滑”与“涩”要相间，太“滑”不成曲调，太“涩”也不行。有棱有角，散文语言才有穿透力，才能“力透纸背”，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吴先生的散文语言典雅与平实结合，饱满圆润，文气跌宕起伏。默读是一种感觉，朗读又是一种感觉。他很少抒情与议论，但阅读之后，你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许多事情，人生的，历史的，文化的，生态的。读他的《南明河边系列散文》就有这种感觉。
先生用语极其简省，比如《等式与不等式》这篇3000余字的散文，先后出场人物近十人，无论着笔多少，均个性突出，特征明显，最后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这使人想起《红楼梦》描写人物的精彩。
吴先生谈散文写作的时候，往往会用语言“稳不稳”，文气“通不通”，虚实怎么样。像在谈书法绘画戏剧，实则“一通百通”“触类旁通”。
或问，吴先生在语言描写上埋藏了那么丰富的东西，读者能品出多少韵味呢？答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有几人能真正听懂呢？但它永远是经典。
我问吴先生，这些语言风格受谁的影响？是鲁迅吗？是老舍吗？还是沈从文、汪曾祺？他笑答：“他们的影响都有，又都没有。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读鲁迅的作品了，但他的全集我有。”
吴先生的散文忆旧的内容较多。他对家族成员的回忆，如《我的大哥大嫂》《我的岳父岳母》等；有对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回忆，如《南明河系列散文》《照壁山下的师生》等等；有对工作之后兴义有关人与事的回忆，如《在筲箕凼的日子》《古稀之年忆“忘年”》等等。每一篇散文跨度几十年上百年，有战乱、有纯真、有荒唐，但先生的笔下没有愤世嫉俗的偏激，没有大喊大叫的愤怒，没有故作高深的议论，没有渲染编造。总是在娓娓道来之中，让读者自去思量，有时甚至俏皮诙谐。一边读一边玩味，说先生的笔下是一幅幅社会风情画，这比喻不贴切。因为画是平面的、静态的，而先生展示的是立体的。说先生笔下是一场场电影电视剧，也不确切。因为影视作品难免将读者的思想框在一定的范围内。读先生的散文，精练简洁传神的文字，加上你的想象、阅历、文学水平，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你可以尽情享受，如品茗茶饮佳酿，回味无穷。先生已近耄耋之年，其人生的淡定、丰厚、睿智、渊博，无不体现在字里行间。如此传神如此淡定地将百年沧桑、人生况味展示出来，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无法完成，没有精妙的思索无法完成，没有过硬的文学功底无法完成，没有淡定的人生态度也无法完成。当后人企图通过散文这一文学体裁触摸感受贵阳及兴义百年风云的时候，先生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一扇窗一座桥，这正是这些作品的价值。
吴先生写散文，觉得什么值得写，便一气呵成。之后稍作修饰即可。他像一个高明的针灸师，举起针，猛然扎下去，不仅对准穴位，而且“一针到位”。不像我磨磨蹭蹭浪费了几百上千字，还没有找到“穴位”。写出草稿1000字，东填补一点，西填补一点，弄到两三千字，无非是一件满是补丁的百衲衣。
散文家梁衡认为，文章的美有三个层次：针对客观事物叙写的描写美，相当于绘画中的素描；客观意象与主观意象相融合的意境美；在这两者基础上升华的哲理美。他又提出形、事、清、理、典的“文章五诀”。那就是说，好的文章像一出精妙的戏，唱、念、做、打等十八般武艺都要用上，单靠某一样，即便做得很好，也是不够的。吴先生是一位高妙的散文写手，腾翻挪移，典雅诙谐，得心应手，了无痕迹。不少文学爱好者把自己的思维弄成碎片，用抒情或描写的笔调写成数百字的东西在手机上在微信里，连标点符号、句式、修辞、表达方式也很吝啬，看似很美，实则很空，不成一文，正如单一的手法无法演好一出戏。
向吴先生的作品学习借鉴，无疑是一个好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