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锳（1791～1856），字右甫，一字春潭[ 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安龙县志》作“一字春潭”，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作“号春潭”。]，直隶南皮人，晚清名臣张之洞之父。清嘉庆十八年（1813）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后又参加三科会试，均不中。后以大挑[ 所谓大挑，是指清乾隆以后定制，对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6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有较宽的出路，名为大挑。]试令黔中，以大挑试令黔中，补安化知县，署清平、镇远、威宁等州县事，治行称最，调贵筑，迁古州同知。署黎平、遵义、安顺诸府事。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锳擢升兴义府知府。张锳自道光六年（1826）入黔为官，至咸丰六年（1856）病逝于贵东道任上，张锳先后在贵州任职30年，其一生政绩主要体现在出任兴义府知府10余年，培修兴义府试院、书院，兴办义学，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和招堤风景名胜，开辟府城通广西的驿道，主修《兴义府志》，政绩卓著，尤以兴学育人受到社会广泛称赏。

        一是重修兴义府城珠泉书院，解决府城士子学习费用。兴义府城原有九峰书院，在府城北之魁星山，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以义学所收海潮寺庄租为书院掌教脩膳资。后因其地狭隘，改附东门外试院之中，名曰“珠泉书院”。嘉庆二年（1797），王囊仙等发动南笼府布依人民起义，珠泉书院毁于兵燹。嘉庆二十一年（1816），从生员邢思镐、阎敏仁等所请，将东门内昭忠祠建为桅峰书院，延师主讲。道光十五年（1835），知府谷善禾以十八先生祠增修书院，复名为珠泉书院。二十一年（1841），署知府朱德璲在府城四门四义学的基础上，倡建西门内和城中央义学，使府城内有义学6所。二十二年（1842），张锳到任兴义府知府后，自筹银1000两，并前所余银500两，分交棉花及广商生息，岁收息银300两，是为乡、会试之费，其棉花肆厘金得以专供书院、义学使用。并于试院庙工余银内拨银2000两，发铜铅生息以供育婴堂、学官，永免贽仪册卷诸费，使“府人自束发[ 束发，古代男孩成童时束发为髻，因以代指成童之年。汉贾谊《新书·容经》：“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蹍小节焉，业小道焉；束髻就大学，蹍大节焉，业大道焉。”]受书，以至成进士，不用一钱”。二十九年（1849），张锳又改书院各房俱为斋房，增建头门3间、屏门1座、讲堂3间、山长内室2间、厨房1间，于是“书院益觉宏阔矣”。府城书院藏书寡少，张锳一面将自己携带的书籍千余册献出，一面捐资、集资派人到贵阳、成都、广州等地购回一批书籍，使广大学子求知欲得到满足，知识面扩大，受到广大士子称赞。

        二是修复兴义府试院、府学，倡学兴教，蔚然成风。兴义府试院初建于雍正九年（1731），位于府署之右，后迁于东门外大佛寺山麓，嘉庆二年（1797）毁于兵，嘉庆六年（1801）改建于城东三里许。张锳到任兴义府之初，以旧试院在城外，居民寡少，兼无旅店，士子就试，风雨往来，多苦跋涉，且号舍不满五百，垣墉卑陋，关防弗竣，又屋材多朽坏，于是倡议重新修建兴义府试院。经与各士绅及府属各州、县及普安厅商谈后，在“府城内旧东门直抵北城墙”购地近10亩，用于迁建兴义府试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十五日，全面动工兴修兴义府试院，当年九月十三日竣工。新试院规模宏阔，建筑精良，计有房209间，几案帷褥之具皆备，时称“甲于天下”。试院修建共倡捐30887两，其中张锳本人捐银1000两。试院竣工落成之日，张锳亲撰《植桂轩记》《他山楼记》，“为郡士建试院，拓高轩，选佳士，与儿辈弦诵其中，多士琴书安雅”，是其心声也。

        同时，张锳还及时增修兴义府学。兴义府学宫位于城内府署右侧，原为明安龙府学宫。康熙五十三年（1714），南笼厅通判张士佳改建为南笼厅学宫，雍正五年（1727）改为南笼府学。嘉庆二年（1797）改为兴义府学。道光十三年（1833），知府陈熙蕃以启圣祠面墙、两庑狭隘，捐俸购地增拓之，郡绅王秉心、景寿春等捐建棂星门及礼门、义路二坊。二十二年（1842），知府张锳对兴义府学进行重修，拓修明伦堂，移训导署于启圣祠侧，又建名宦、乡贤、忠义、孝弟四祠于大成门外，而典制始大备。

        张锳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己所短。张锳还经常训示随其到兴义府求学的子侄张之洞、张之渊、张桐等，要求他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要与府学诸生友善、互学。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兴义府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民间称之为“旷古未有”。时至今日，安龙县城依然流传着“知府添油劝学”的故事：相传在道光年间的兴义府城，每天夜里到了交更时候，就有两个差役从知府衙门中走出来，前面的一个提着灯笼，后面的一个挑着桐油篓，沿着大街小巷游走，只要见到哪户人家亮着灯光，并有读书声，两人便会停下来，高唱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等读书人开门后，后面的差役便放下油篓，取出油筒，从油篓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进这个读书人的灯盏里，并补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随即又向另一户亮着灯光、有读书声的人家走去。就这样，每晚给兴义城里的读书人添灯油，张锳前后坚持了13年，不管阴晴雨风，夜夜如此。有时，张锳还亲自躬行，带上儿子张之洞，深更半夜在府城里走街串巷，为夜伴孤灯苦读不倦的书生添油鼓劲。当地百姓都知道，这是知府张锳对读书人的厚爱、关照，于是更加发奋学习。

        三是纂修《兴义府志》，延续盘江文脉。张锳到任兴义府之初，便将纂修《兴义府志》作为在任期间的一件大事：“修郡志，郡守责也，锳不敢多让，自任增修”。为节省经费，他不搞捐资，先发动各州县士子名人广征资料，查阅藏书上万卷，采访父老数百人。“如是者十年，稿凡数易”。在纂修《兴义府志》期间，张锳曾因政绩卓著，擢升遵义府知府，因《兴义府志》尚未完稿，张锳主动申请复任兴义府知府。同时，张锳在广泛组织动员府属各州、县人员参与纂修之外，还十分重视志书的质量。道光三十年（1850），聘请湖南著名修志家邹汉勋前来协修，“出稿相质，商榷经年，又易稿者再”。咸丰元年（1851），又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来府协修，“商榷两年，与共定义例，阙者补，伪者正，冗者节，泛者删，又数易稿”。至咸丰三年（1853），《兴义府志》全部完成，成书74卷共100余万言，其中志42卷、表12卷、列传72卷。《兴义府志》前后历经13年，张锳为纂修可谓是呕心沥血，“甚矣其难也，锳之心力瘁于此书矣”。不但是张锳亲自纂修，就连跟随张锳来到兴义府的子侄，比如张之㵲、张之清、张之渊、张之洞、张之澄、张桐等，全部参加了志书的校对工作。志稿完成后，又无经费印行了，张锳只好又捐出俸银2000余两付印成册。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兴义府志》列为“经名儒经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优良名志。

        四是培修招堤，保护郡境生态环境。兴义府城东北，原为一望无际的陂塘海子。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安笼镇游击招国遴为根绝水患，保护城坦，捐俸银并亲率工匠开山伐石，抬土挖泥，经一年时间始筑成一道石堤。后人为纪念招国遴，遂取名“招堤”。后圮。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锳带领民众，将大堤加高五尺，又在堤东侧开辟水池数亩种植荷花，两旁种植杨柳。咸丰四年（1854），张锳在堤上筑屋三楹，颜曰“省耕亭”。郡人黄绍奇亦筑一亭，颜曰“挹秀亭”。只见“堤侧多古柳，堤左近水遥山，皆有西湖风景，荷池广数亩，花开十里荷香，堤右一片平波，远见城郭，水浅处为水田。”“稻花香时，堤上微行，不啻羲皇上人也”。同时，张锳还十分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先后亲自撰稿并下达《禁伐山告示》《禁决塘水示》，明令禁止私自开凿山石、私自决泄培风塘水。从张锳撰写的告示来看，张锳是十分注重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可谓是生态建设与保护环境保护的先锋与楷模。

        招堤西端连着金星山。相传玉帝御驾醉览蓬莱，乘云至兴义府城，见城外陂塘海子烟波浩淼，奇景胜于蓬莱，但兴义府城其时未扬名，遂嘱载玄奘之神龟游万里，负蓬莱最美之山至兴义府城陂塘海子，取名金星山，寓为山寿永久，文人则称此山为“龟载小蓬莱”。张锳加高招堤后又在金星山修造半山亭。半山亭落成之时，张锳大宴宾客，仿曹丕在南皮寒冰井“浮瓜沉李”和初唐时期滕王阁故事，邀请一些士绅文人庆贺，以翰墨记此胜景。席间，文人们纷纷离座赋诗作文。一时间，佳作迭出，众人叫好。这时，随同父亲来招待宾客的张之洞凭栏纵目，只见云峰耸立，荷花婷婷，虹桥倒影摇曳。他顿觉心旷神怡，一时间豪兴如涌，禁不住要来纸笔，当场挥毫。人们屏气凝神观瞧，张之洞奋笔疾书，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就近800字的《半山亭记》。此文描述精彩，文辞华美，更为难得的是，童心之中，竟有“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的政治见解，有“与民同乐”的拳拳之意，更有“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独到见解。一个11岁的孩童，竟有如此睿智的见解和深刻的思想，众人无不叹服，惊曰“王勃再世”，齐称“神童”和“奇才”。后来人们这篇《半山亭记》，刻石嵌于半山亭内石壁之上，至今仍保存完好。果真应了他“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判断，招堤和半山亭，因为张锳、张之洞父子的缘故，成为享誉中外的一处风景名胜。

五是治境内道路500余里，南达广西百色，东迄回龙厂。张锳到任兴义府知府后，见广西入境之路，自坡脚经打坐坡、三道沟、梅子口、石门坎诸处，山路崎岖，石径险狭，行者苦之。于是倡议捐银2000余两，雇工扩修兴义府入粤道路70余里。两年后，道路建设完成，东迄回龙厂，南达广西百色，可直通广州。时，回龙厂为兴义府亲辖，建有采水银之洞12个，由商民自采、自炼、自售，官收生课、熟课二税，“解课银一千五百两有奇”，为兴义府工矿建设先驱，也是兴义府重要的财政经济来源。

        六是改建明十八先生祠。南明永历六年（1652），南明永历朝廷经广西播迁安龙。八年（1654）四月初八日，拥戴永历帝、力主抗清复明的吴贞毓、郑允元等18位朝廷重臣，因不满大西军首领孙可望飞扬跋扈，篡权夺位，为孙可望所害，其家属及安龙百姓将他们的尸体合葬于城北马场。永历十年（1656），李定国入卫安龙后，为18人垒墓，建庙于马场。永历十二年（1658），永历帝遣通政使尹三聘合同安龙军民府知府范春鳌于清明为十八先生墓立碑，永历帝亲题“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大字于碑，尹三聘将18人姓名、职官、死难之因镌刻于碑。后迁十八先生祠至东门外珠泉书院旧址，后圮。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府张锳重修十八先生墓，其子张之洞撰《吊十八先生文》，刻石列于墓左。又在新建的兴义府试院右侧、书院左侧改建“十八先生祠”，祠宇轩敞，有祠门、敬业堂、流芳堂、怀清堂、享堂、正祠、多节亭、净香池等，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诸多建筑造型各异，工艺精巧，与兴义府试院诸建筑浑然一体。十八先生祠建成后，其子张之洞代张锳撰写了《十八先生祠堂记》。从张之洞撰写的《吊十八先生文》《十八先生祠堂记》，可以看出明十八先生的忠贞爱国情怀对幼年张之洞的深刻影响。此后，张之洞一生为清王朝的中兴和民族的强盛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其中也可以窥探到明十八先生的影子。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道光十七年（1837）出生，咸丰二年（1852）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晚清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之一，谥文襄。

        张之洞天资聪颖，自幼受父亲张锳励学思想影响，勤奋好学，博闻强识，文才出众，11岁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在安龙留下《半山亭记》《十八先生祠堂记》等优秀篇章，时人称为“神童”。兴义府试院内，曾有一干栏式吊脚楼，名“天香阁”，张之洞常在这里学习、生活，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部文集《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倾注了他对兴义府无比的热爱。兴义府城期间的学习、生活对张之洞后来做官、理政影响极深，他每到一地都十分重视教育，亲自办了不少新式学校。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发表其重要著作《劝学篇》，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之大成，成为清末中国办教育的指导思想。他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

        张之洞视安龙为第二故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委托在其幕府做事的安龙人士宋绍锡，回到兴义府选拨黄必元、谢维新、李钰、王焕猷、张鸿书、陈明亮、周景星、陆发桂、朱焕魁、聂贵元等10名学生到武汉学习，所需学费均由张之洞从自己的俸禄中支付。这批学生学成之后多数人都回乡任教，他们吸收了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回乡后悉心施教，培养人才，对振兴地方教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张之洞还亲自给兴义府写信，由宋绍锡带回，信中提议将兴义府城书院改为中学堂，附设高等小学堂，捐银1000两作为修缮学堂和购买课桌、椅等费用。又捐银3000两派人到日本购买中小学图书仪器，人挑马驮运到兴义府城，捐赠给兴义府中小学堂。兴义府试院不仅是张之洞幼年时期的学习之地，更是他教育思想的启蒙之地，兴义府试院在推动清代后期贵州西南部教育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安龙县委宣传部  编辑：印象黔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