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年）是晚清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既是各方瞩望、名重一时的政治家和实业家，又是脚踏实地、勋绩卓著的教育家。学官出身的他，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本色不改，始终将发展教育作为自己工作的基本内容，目光如炬，锐意进取，为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转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张之洞一生的教育事业而论，1884年至1889年督粤时期是至关重要的过渡阶段，伴随着中体西用思想的逐渐明晰，其一手发展西学教育一手改造中学教育的教育改进思路由此基本定型。

开办广东水陆师

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心忧时局，积极主战，并上疏建言战守大计。翌年5月，被擢升署理两广总督，坐镇南疆。7月，张之洞驰赴广州，接篆视事，开始了其为期五年的督粤生涯。

中法战争期间，作为战争前线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殚精竭虑，尽力参与谋划军事指挥、后勤保障等事宜，同时对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优势有了更加深切的体认。1885年6月，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签订和约而告终。次月，张之洞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痛切陈言：“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解决之方，唯有“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其中尤以“储人才”为重中之重，这是因为“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队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故战人较战具为尤急”。鉴于西洋各国均设有水师陆师学堂，国内洋务派亦相继办理福建、北洋军事学堂，张之洞提出了延聘西洋教习在广东创办水陆师学堂的设想。3个月后，张之洞上《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全面阐述建设海军的主张，在“练将”一条中又明确提及，“中华水陆学堂，津沪闽本有规模，粤省现始创议，奏请拨款开办”。

广东水陆师学堂部分师生合影

中法战争后，鉴于水师力量的孱弱，清廷自上而下掀起大办近代海军的热潮。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于1885年10月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作为统领和管理全国海军的中央官署。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广东也开始了编练新式海陆军、开办洋务企业、试制兵轮枪弹等一系列洋务实践。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设立鱼雷学堂，附设于黄埔鱼雷局，聘请德国教习一名。

在兴建新式军队的过程中，张之洞愈发感受到人才匮乏业已成为制约洋务事业开展之瓶颈，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刻不容缓，遂将创办水陆师学堂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认真的筹备，1887年8月他会同广东巡抚吴大澂合上《创办水陆师学堂折》，详陈在广东创建水陆师学堂的紧迫性：“今日海防要策，首重水师兵轮，次则陆军火器。外洋诸国，于水陆两军皆立专学，天文、海道、轮算、驾驶、炮械、营垒、工作、制造，分类讲求，童而习之，毕生不徙其业，是以称雄海上。”反观中国，时移世易，“船炮机算诸端至今日而巧者益巧，烈者益烈，若欲应时制变，固非设学不可。……广东南洋首冲，边海兼筹，应储水陆师器使之材，较他省为尤急”。张之洞显然成竹在胸，该折将有关水陆师学堂的一应要项，包括校址、生源、培养、教习、经费等问题尽数奏明。广东水陆师学堂获清廷允准后随即开办。

学堂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在博学馆校址的基础上向外扩建而成。1877年，两广总督刘坤一捐银15万两，奏明生息为储养洋务人才之用。1880年，继任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裕宽利用前款，在黄埔长洲地方建造实学馆，分派教习，考选学生，学习西洋语言、算术等。张之洞到任后，改实学馆为博学馆，继续教授西艺。水陆师学堂一面以博学馆原有校舍为基础，因陋就简，购买书籍、仪器先行开办，一面向外扩展拓建。新区竣工后，新旧校舍浑然一体，规模宏敞，布局谨严，房舍、讲室众多，校外附设机器厂、铸铁厂等多处实习场所，并配有水师练习船一艘。

在学生数量和来源方面，学堂开办伊始，水师、陆师各设学额70名，后管轮、驾驶、陆师三者并举，学额合增至210名。学生来源多样，别为三类：一为“内学生”，即从博学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择优录取的学生；二为“营学生”，系遴选“曾在军营历练，胆气素优之武弁”；三为“外学生”，为16岁至30岁间“业已读书史、能文章”之社会生源。张之洞认为，这三类学生各有优长，冶于一炉，可以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在课程和教学体系方面，学堂分水师、陆师两大部分。水师学习英文，分管轮、驾驶两项。管轮学习机轮理法、制造、运用之源，驾驶学习天文、海道、驾驶、攻战之法。陆师则学习德文，分马步、枪炮、营造三项。学员除学习外语、专业知识外，“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

在总办和师资方面，因学堂事属草创，总办一职若非熟手，未易措置。经过慎重考虑，张之洞择定由请假回籍的吴仲翔担任。吴氏前后充任福建船政提调十余年，被历任船政大臣视作左膀右臂；1881年，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调，吴仲翔赴天津总办水师学堂练船事宜，工作亦极著成效，李氏称其“条理精密，任事勤能，熟谙制造及驾驶学堂事宜”。在师资力量上，学堂优先任用国内军事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并注意吸纳经验丰富的洋教习，如德籍洋教习欧批次、休穆尔，英籍洋教习李家孜、爱德门等。

广东水陆师学堂是张之洞大规模开展西学教育的开端。按照他的说法，“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大抵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在广东水陆师学堂之前，洋务运动已开展有年，新式军事技术学校在全国多地纷纷涌现。其中，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求是堂艺局（俗称“船政学堂”）和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是影响最大的两家，为各地新式军事学校的创建提供了样板。广东水陆师学堂虽然“略仿津、闽成法”，但模仿与变通之间，颇能看出张之洞办学的基本特色：

其一，重视中学教育。水陆师学堂虽以学习西艺为务，但对传统经史之学极为重视，且将其提升到“端其本”的高度。学堂章程规定，每日清晨及洋教习歇课之日（周六下午和周日），均安排经史类课程的学习。尽管在时间的分配上中学不如西学，但对于在堂学生，尤其是已接受过较长期中学教育的“内学生”和“外学生”而言，持续的中学教学已经足以使他们不至“逐末遗本”。

其二，注重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张之洞认为“古今人才皆出于学，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有鉴于此，学堂非常重视实践设施之配置。校内除水师诵堂、陆师诵堂外，设有水师操堂、陆师操场、陆师马步炮操场；校外别建机器厂、铸铁厂、储料所、打铁厂等多座，作为学员实习场所。水师并配有练船一艘，以广甲轮充用，练船设正洋教习、枪炮洋教习、帆缆洋教习各一员，各类器具一应俱全。学堂规定，无论水陆“均令每年九月在堂，三月在船、在营。遇有外洋有事，拟照西国通例，前往观览，以资考镜实事”。其目的旨在“使即平时在堂所学者一一征诸实践”。

1889年8月8日，清廷发布上谕，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11月下旬，张之洞办理完交卸事务后启程北上。是月10日，他在《办理水陆学堂情形折》中对学堂办理情形进行总结。截至张氏离任前夕，学堂开办两年有余，以撙节经费为原则，一切规模或已臻完备，或在有序筹措推进之中。驾驶头班学生14名，在堂应授学业已次第完竣，年内可以派登练船；陆师头班学生19名亦已学成，可以派赴各营供差。可以说，学堂办理，已著实绩。广东水陆师学堂虽然开局即巅峰，张之洞离任后便由盛而衰，勉强维持，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声名并不彰显；但就张之洞而言，这段新式军事学校的办学经历可谓开篇良好，为其以后办理湖北武备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西式军事教育，无论是从经验还是人才方面，均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筹设“洋务五学”

张之洞主政两广期间，中法战争可谓重要的转捩点。据其幕僚辜鸿铭观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正是受这种强烈危机感的驱遣，中法战争后，张之洞显然将兴办洋务作为治理两广之要政，并由求强臻于求富，除军事领域外，举凡电报、开矿、织布、钱局等事业均有所涉及。张之洞也因此成长为后期洋务派的主将。

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广州街头

张之洞这一时期的洋务实践，在拓展其洋务边界、提升其西学认知的同时，也促使其将西学教育由军事教育扩展至其他领域。1889年11月10日，他在上呈《办理水陆学堂情形折》时附《增设洋务五学片》，将其在水陆师学堂增设五种新学的规划和盘托出。该片认为，“近来万国辐凑，风气日开，其溺于西人之说喜新攻异者固当深戒，然其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西学种类繁多，“除算学曩多兼通外，有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这五种新学，既反映了这一时期张之洞对西学的观察和认识，也与他的洋务实践存在一定的关合。

以公法学为例，广东因地处海路要冲，毗邻港澳，加上海外侨民众多，中外交涉事务远较他省繁重，几近无日无之。有见及此，张之洞履任后，适时调整交涉体制，并反复强调交涉事务与吏治民生相涉，“稍有疏舛，即生枝节”。在办理交涉事务的过程中，他进一步认识到：“广东洋情不特非各国交际之常例，且亦中国各口岸领事之所无，一切商务、居址、交际、游历，逐渐侵占，任意逾违，不合条约明文，亦无奏咨成案，此类甚多。只因洋人横暴，历任疆臣恐生枝节，诸多隐忍，以至今日。其已往之失已难追改，而日炽之焰急宜防维。”在《增设洋务五学片》中，张之洞沉痛地指出，泰西各国以邦交而立公法，独与中国交往时恒以意相要挟，弃置公法而不用，而中国也缺乏熟悉公法据之力争之人。因此，为了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就必须大力培养深谙中外法律的人才。

因水陆师学堂校舍众多，张之洞拟将新立五学附设其中，期与军事教育“相辅而行”。教习方面，他已先期致电驻英公使刘瑞芬，嘱其代为物色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洋教习各一人，来粤任教。学生数量方面，拟各以30人为限，五学共设员额150人。生源方面以新招为主，因泰西成例，各国公法学生除精通本国语言外，尚须兼习希腊、拉丁两种语言，是以此类学生拟从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广方言馆以及广东同文馆培养有年的学生中酌调。

筹设洋务五学，因张之洞离任在即，事实上无从展布。然而这一规划的提出清晰地显示，短短数年的在粤洋务实践，已使张之洞对西学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已经基本追赶上国内洋务大员们的步调，且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从而为其在湖广总督任上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

创建广雅书院

主政两广期间，除令人耳目一新的西学教育外，张之洞还秉承每到一处必整顿书院引导学风的传统做法，接续创办武昌经心书院、成都尊经书院、太原令德堂书院之余脉，奖掖文教，复兴书院，大力倡导和改造传统教育。其中荦荦大端者，如：1887年6月，创建广雅书院，课经史之学。7月，扩建学海堂，增修课舍，增加学额，加强教学和考课。同年，在广州设立广雅书局，赓续阮元所开创的文教事业，刊印经史典籍。1888年3月，整顿端溪书院，改订课程，兼修时文和经史古文之学。同年底，饬令潮州府速修韩祠及金山书院藏书楼，捐银1000两。1889年2月，督促南韶连三属建北江书院。翌月，为粤秀、越华两书院改订章程。据此可知，对于传统教育的关注和兴革，基本贯穿了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在两广的全部任期。当然其中张之洞用心最多、用力最勤，最为外界所称道的，还是创建广雅书院一事。

广雅中学

书院创设缘起，一方面是因为张之洞认为：“善俗之道，以士为先；致用之方，以学为本。”两广地区虽人才众多，科名素盛，但广东商贾云集，华洋杂居，广西则瘴地荒远，民俗不齐。“欲端民俗，盖必自厚士始，士风既美，人才因之。”另一方面，两广已有的文教设施较为薄弱，难以承担起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使命。两广总督旧治肇庆所设有的端溪书院，自总督移治广州以来，规矩纵弛，日形衰颓，且斋舍短缺，多半敝漏，不足以容来学。省城广州粤秀、越华、应元三书院以及学海堂、菊坡精舍，经费无多，规模狭小，或有月试而无课程，或有课而无斋舍，且多为广东而设，广西学子寥寥无几。是以他决定另创广雅书院，取义“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借以容纳两广学子，改革士习，培养一批通经致用、明习时务的英才。

书院自1887年购料兴工，于1888年7月正式落成。院址参酌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均远在山泽，取“避远嚣杂收摄身心”之意，选在广州城西北五里之源头乡（今广州市荔湾区西村街道辖内）。书院规模宏大，占地约124亩，建有东、西斋舍200间，讲堂书库一切具备。并建有“濂溪祠”“岭学祠”，分别用于祭祀“曾官岭南，著有德惠”的宋儒周敦颐和“古今宦寓名贤、本省先正有功两粤文教者”，“以示诸生宗仰”。1889年，江阴南菁书院山长缪荃孙受广雅书院首任院长梁鼎芬邀请来访，不禁感叹广雅“气局宏敞，为地球上书院之冠，西人所颂也”。

广雅书院承担行省书院的功能。书院学额200名，广东、广西各居其半，一扫广州各大书院偏重广东甚至广州一地生源的流弊。具体来源方面，书院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确保“各属遍及，以示公溥”。学生入学后，则“丰其膏火”，每月两课（官课、师课）确定等差，优给奖赏，还分别路途远近，相应加给来往盘费，俾使能够自给，免却后顾之忧，潜心向学。

课程设置方面，书院初设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兼习词章，学生依其性之所近择一而习，以期专精。教授之法，崇实黜华，“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归。”1889年11月，张之洞对书院体制进行调整时，虑及经济名家人才难得，且史学包括经济，而词章实为专门之学，因而将课程调整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分设四馆，经济学附于史学馆内。其育人的基本目标是：“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期于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桢干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淑身化俗。”为此，书院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学习和考评制度，学生3年学成甄别，以定去留，学不进益者则予以除名。

人事组织方面，书院初设院长一人，次年以院长事繁责重，过于劳瘁，在院长之下另设分校四人，襄助院长阅卷讲授。人选方面，张之洞为书院聘请的第一任院长是被誉为“岭南近代四家”之一的梁鼎芬。梁氏系广东番禺人，早年师事陈澧，为东塾及门弟子。中法和约签订后因上书弹劾李鸿章，以“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遂被罢黜。返回原籍后，为张之洞延聘出任端溪书院院长，1888年广雅开馆，又受聘为首任院长。谈及主持广雅，梁鼎芬后来说：“鼎芬无意于世久矣，往者广雅一席，特以南皮（张之洞，引者按）高谊，遂忘鄙陋，为之年余。”对于分校人选，张之洞同样思虑周详，专取诸尚未通籍的两广本省举贡生员，既与院长名位有所区别，又与诸生语言相通，讲解较易为力。张之洞择定的分校四人，分别是番禺县生员黄涛、番禺县举人林国赓、顺德县生员马贞榆和香山县举人黄绍昌。分校之外，又设监院两人，执行东、西斋训导及稽查事务。监院之下，每斋设斋长一人，由学行兼优的学生充任，奉行院长教法，转相传授。

与兴办水陆师学堂、“洋务五学”等在西学教育领域的初试啼声不同，创建广雅书院是张之洞在中学教育领域长期整顿和改造活动的延续。然而按诸事实，不难发现，广雅在接续前期经心书院、尊经书院、令德堂书院培养通经致用人才这一目标的同时，受这一时期张之洞一系列洋务实践的激荡，该书院在诸多方面业已染有比较浓烈的教育过渡时期的色彩。譬如书院的分科教学模式以及严格的管理体制，已经与传统的书院存在明显的区隔，一定程度上已经略具近代学堂的雏形。此外，书院教学崇尚灵活自由、师生问答式的授课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使教学内容越出传统中学的框格，从而新旧学兼及、东西学兼顾。

对于广雅书院，张之洞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从勘址兴建、筹集经费，到订定学规、日常运作，均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他还肩负起院外导师的职能，常于公务之余，“间诣书院考业稽疑，时加训勉，先之以严辨义利，课之以博约兼资，大旨欲力救汉学、宋学之偏，痛戒有文无行之弊”。1889年调任湖广后，张之洞并未就此卸责，依旧关心诸生课业，每年四季的官课考试，他继续亲自命题，封寄广州；诸生课卷寄到后，又亲加评阅，定榜寄回。对此，他不以为苦，反而沉浸其中，自谓：“相随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正如张之洞所期望，广雅书院迅速脱颖而出，崛起为两广地区人才培育的重镇。1898年，书院追随时代大潮增设西学堂，传授历算、船炮等近代知识。20世纪初，广雅已是粲然可观，与湖北的自强学堂、两湖书院，上海的南洋公学并称为全国四大学府。1902年，书院改名两广大学堂，次年再改为两广高等学堂。民国成立后，废高等学制，改为中学，初名省立第一中学，后定名广雅中学。

学堂有研究者以1884年和1902年为时间节点，将张之洞一生的教育活动划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以此为坐标，1884年至1889年督粤五年，是其中期教育实践的开局阶段。在这一阶段，张之洞已经完成了从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转化，传统教育之外，他开始致力于西学教育，进而初步形成传统教育与西学教育相互激荡、相互形塑、两者并举、齐头并进的格局。啼声已识是英物，成立行看少壮时。张之洞督粤时期的教育实践，在提振两广文教事业的同时，也预示着他在中国教育的艰难转型时刻，必将谱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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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