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与兴义府
严修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和学者，被教育界誉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被后人尊称为“南开校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严修的一生与教育密切相连，始于贵州、得力于三年多的贵州提督学政经历和实践。三年中，严修两次到兴义府主持岁科两考，传播新学思想，选拔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尤其是由其改革传统书院后培养的新式人才，对兴义府开新风、育新才、兴新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力推进了近代黔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
南开大学校园里的严修雕像 （资料图片）
严修一生留有大量的文字著述，其中，他前后坚持五十四年基本不曾中断过的日记，对于研究清末民初政治、文化、教育、学术、社会等均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如《蟫香馆使黔日记》，记录的就是其出任贵州学政的经历，集中体现了严修的教育救国思想、对教育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以及对贵州教育事业的关注和重视。
“神交”兴义笔山书院
严修与兴义府的首次“神交”，是兴义县笔山书院；与兴义府的首次交集，是兴义府知府石廷栋（字小峰）。
“今特命尔前往贵州提督各府州县学政......贵州人文所萃，尤宜加意锐新，多方鼓舞，以称朝廷培植人才至意。”
1894年8月31日，光绪帝谕文钦命严修视学贵州。“提督学政”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官职，其官衔全称为“钦命提督某省学政”。学政的主要职责就是赴省主持该省各府州的院试，即三年举行两次的岁考、科考。因既考文生，又考武生，故加“提督”官衔。
1894年10月14日，严修肩负朝廷重托离京启程，于同年12月22日到达贵州省城贵阳。
作为新任学政，严修在赴任路途中就注重学习贵州历任学政工作存稿，关注贵州省情。1894年11月28日这天日记记有：“旧任奏折，俱有存稿，大可依傍”，之后日记不时有阅“旧稿”记录。当船行至武陵停留时，严修会见了谭芝云太史。谭太史建议“黔省宜设书局”，并告知贵州设书局的障碍是地偏道远运书难，但只要有足够的决心，路再远、事再难也能将书运达。严修到达镇远后，了解到当地学子“唯得书甚难”。这便是严修到任第一件事，就开设官书局的原因。
严修到黔后，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五会前任学政叶在琦（字肖韩）交接事务，详细了解贵州情况。其中，1894年12月27日晚造访叶肖韩，与之长谈，了解到知名书院“兴义县笔山书院”。此时的笔山书院，即是由兴义士绅刘官礼倡议并带头捐资于1890年修建而成的，俗称第四座笔山书院。这座书院也是笔山书院史上的鼎盛时期，名师迭至、名生辈出，成就了黔西南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辉煌，让文脉绵延不绝。严修从前任学政处知道笔山书院，算是严修在尚未到达兴义府之前，与兴义府的一次“神交”，同时，也说明笔山书院在当时贵州学政心目中或是贵州教育中已然立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严修两次到达兴义府却未途经兴义县，没能与笔山书院亲谋一面。
在主持岁、科两考中，严修首先举行的是上游岁试。时贵州政区为十三府（直隶州）、三直隶厅，设考棚十三棚，三直隶厅附于相应的府，并按地理位置将十三棚划分为上、下两游，上游实行岁、科两考，下游则实行岁、科连考。上游五棚，即安顺府、兴义府（附普安厅）、大定府、遵义府（附仁怀厅）、贵阳府；下游八棚，即平越直隶州、镇远府、石阡府、思南府、铜仁府（附松桃厅）、思州府、黎平府，都匀府。
具体什么时候开始考试、如何安排行程，严修一方面遵循惯例，一方面也结合实际。而对于这个问题，兴义府知府石廷栋也是极其关心。1895年1月31日，严修会见了三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兴义知府石廷栋。石廷栋非常关心严修出棚主试日期，因兴义府还未举行府试，府属各县中也仍有未举行县考的，所以向严修说明，并请延缓考试时间。与石廷栋交谈后，严修向稿房进行了解，得知“向来出棚之期，总在二月初十以内。”之后，经过商议和准备，严修拟定二月初四日启程举行上游五棚的岁试，并于正月初九日写信给石廷栋“与商可否”，石“旋接复函，如约而定”。这样，严修到贵州后的第一次出城主试时间，就在与兴义知府的相商中定在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即公历1895年2月28日。
与兴义府的两次“亲密接触”
二月初四这天，严修出省城开始主试上游岁考。由安顺府、兴义府附考普安厅、大定府、遵义府附考仁怀厅，到闰五月十八日（7月10日）回省城试贵阳府，完成上游五棚岁试。八月二十八日（10月16日）从省城贵阳出发，主试下游八棚岁、科连考。由平越直隶厅、镇远府、石阡府、思南府、铜仁府调考松桃厅、思州府、黎平府，最后到都匀府考毕，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1896年8月12日）回省城。七月初五日（8月13日）至七月二十一日（8月29日）完成贵阳府科考。驻省两个月后，又于十月初六日（11月10日）从贵阳出发主试上游另四棚的科考，先到遵义府，经大定府到兴义府，最后到安顺府考毕，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97年2月23日）回贵阳，全部完成全省的岁、科两考。
严修在贵州共42个月，其中18个月零13天主持各棚岁、科考试，其余时间筹建了贵州官书局、改革学古书院并亲自授课和批阅课业，还完成了著名的《奏为时政维新请破格迅设专科敬陈管见》（后常简称为《奏请设经济特科折》）撰拟呈报。可以说，贵州于严修，是其教育事业的第一块实验田；而严修于贵州，则是改革贵州传统教育的第一人。
在这18个月零13天的主试工作中，严修到兴义府共两次、55天，主持一次岁考、一次科考。
严修第一次到兴义府是主持岁考，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1895年3月27日）至三月三十日（4月24日），共29天。宿地有凉水营（今晴隆光照）、安南（今晴隆）、安姑（今晴隆安谷）、新城（今兴仁）、普坪（今安龙普坪）和府城（今安龙）。三月初七日（4月1日）至三月二十七日（4月21日）在兴义府城主持考试，共21天。第二次到兴义府是主持科考，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897年1月4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29日），共26天。宿地与岁考相同。十二月初七日（1月9日）至十二月二十日（1月26日）在兴义府城主持考试，共18天。
1895年，安顺府试毕，3月24日严修启行前往兴义府，经宿镇宁、关岭、永宁，三日后于3月27日进入兴义府境，当晚宿住凉水营。27日早晨，严修一行从永宁城出发，到新铺午饭后继续上路，过盘江铁索桥时，降舆立眺——“回视来径，一水环折，两峰沓交，云影波声，倏然意远”，极赞桥之奇险，景之奇观，还在日记中描述过桥情状“如履轻舟而踏秋千也”。可以想见严修当时的心情，亦随铁索桥轻快荡漾，路途中的颠簸疲乏也因奇景顿消。可是，这样的心情，很快被宿地凉水营“破屋数间，不蔽风雨，宾主四人，拳处一室”的情状所消解，而1897年1月第二次到兴义府主试时，入境的当晚仍宿凉水营——“五人连榻，逼仄甚于去年”，感叹凉水营的贫穷偏远，除深叹“黔民之最苦”“亦无可如何也”外，严修也十分体谅在此地当差的人员——“州县应差，甚以为苦”。
此外，一路感赞府地大好风光——“竹木泉石，各极其妙，尤多奇峰”；在游历真武山时，称赞邓道士年虽89岁却依然健朗，得宜少年入军的经历；对廖箕箐所造纸质非常认可，购买了十刀纸；评赞安南的黄果最多，“大者如翁”“味甘美”等等。
这55天，是严修与兴义府的“亲密接触”，也是严修进行实地调研考察的过程，使其对贵州西南民族山区的民生风物、教育水平、学风学子均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影响和推动了兴义府属的兴学育人，使府属教育风气为之一新。
对兴义府教育发展的影响
劝学倡新风，整饬不良风气。
严修1895年在兴义府城安龙主试的岁考中，共举行了文、武两科考试，分生童经古场、文童正场、武童正场三场进行。清代科举的岁考，目的是考取童生“进学”和考察已“进学”生员的学业情况。科考主要作用则是按规定的“正额”和学政“补录”选拔人才参加次年的乡试。1895年的岁考，全府共有文武生童2097人齐集兴义府城安龙参加府试，其中，文童正场当日就有896人参考。而在1897年举行的科考中，全府也有1209名学子进入府试院参考，文童正场当天也有776人入院考试。可以想见，时称“甲于天下”的兴义府试院彼时的宏阔规模和鼎沸人气。
在第一场生童经古考试中，15岁的黄兴礼、13岁的黄兴德试背《十三经》，均只背了《尔雅》《诗经》一二段，“余经不甚熟”。严修了解到，这两童为同胞兄弟，不读经已经一年多了，是看到严修到任后所发的《劝学告示》后，“乃始温理也”。
严修到任十多天，便发出《观风告示》《观风题》和《劝学告示》，五劝贵州士子——“劝经书成诵”“劝读宋儒书”“劝读《史记》《汉书》及《文选》”“劝行日记法”“劝戒食洋药”，反对不良学风，倡导读书致用。在此后的三年多督学时间中，严修始终贯彻自己的这些教育主张。严修推崇宋儒，是因其“以躬行为主，故其言多平实切用”“由此入门，先可束身于无过”，体现的正是严修“读书以致用”和“中学为体”思想。在“劝经书成诵”中强调：“凡童试招覆日，兼课背诵五经，能全诵者必录，不能一经者，文虽佳亦绌。”可见，严修对背诵五经的重视程度。此外，严修还认为岁、科两考中的作弊现象、盘剥考生、试题空洞陈腐等问题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三大积弊。严修在“告示”中明训要扫除科场积弊，重开读书新风。因此，贵州学子在严修的鼓励劝告下，如黄氏兄弟般已长时未诵背经古的生、童，又重新回到书案边，兴起读书致用的新学风。
在此新学风的吹鼓下，府属学子在1897年的科考中，“经古”比岁考有了明显的提升。严修第二次到兴义府主试科考时，在经古场的考试中，背经人数比岁考多了三人，增至五人，且皆能背五经，并在严修的“逐一抽试”中，四人诵经“皆烂熟”。最后，严修录取童经古二人，背经者三人，第一名均为普安厅人谈景彧，严修在日记中称赞其“背经最熟，讲解最明白”“十六龄童子，可喜也”。经古第二名是兴义县人赵显彬，背经第三名则是赵显彬之弟赵显国。巧合的是，赵氏兄弟正是笔山书院学子，时笔山书院的学风亦可见一斑。
同时，严修还劝导贵州士子写作日记札作。他认为学用与言行不一也是当时不良学风之一，这样的学风培养出的多是俗士、陋儒，不堪国家大任。认为读书札记，“日久积多，遂成著作，此最便之法”，不仅如此，写作日记还有反省自身的作用，是集读书、运用、修身三者为一体的好方法。因此，在督学期间，“当索观之”，检查批阅学子日记。严修第二次到兴义府主持科考时，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月10日），收到81岁孝廉蒋思超的《日省录》，在“庄诵一通”后，明其“大旨以宋儒为宗，而于朱子崇信尤笃”，严修甚赞，提出“安得如该生者数十人，分教其乡，以资衿式？”的教学管理模式，并寄希望能在府州县实践，以解决各地学子“丧行检”的不良习气。还责令普安厅学教官“择诸生中性情与此相近者六人”，抄六卷《日省录》限时送到省院。此间，严修还收到兴义县吕声文、普安县姜凤阳等府属学子日记杂作若干。可见，府属学子均遵照劝导，普遍学习掌握了这一读书兼具修身的“写作日记”的学习新法，且尚有学子脱颖而出，如吕声文成为严修改革后的学古书院在全省首批选拔录取的40名高才生之一。
另外，严修在往返兴义府的途中，还受理沿途府民关于地方文生、武生的检举和控告，如顶姓冒名考者、骗夺财物、欺压霸占等恶行；在主试期间，严惩“枪手”，奖励检举，“查出冒名者颇多”，兴义府属学风得到整肃，正气盎然。
力推算学科，培育实用新才。
算学纳入岁、科两考，是1887年清廷批准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折》的奏折而增设的，尽管考试算学科已有好几年的时间，但朝廷规定每20人取一名、至多不超过三名的录取限额，算学推广成效并不大。加之信道闭塞的贵州山区，学习算学的士子就更少了，正如雷廷珍在《誓学碑缘起》中所言：“算学，黔中绝学也”。严修为改变贵州这种状况，非常重视数学学习，不仅自己热爱和持续学习算学，也在全省极力推行算学，助推了贵州学子学习数学的热情，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
其一，鼓励黔中士子在岁、科两试中报考算学。至1894年严修主试的岁考中，全省报考算学的士子仍寥寥无几，仅贵阳府三人报考，占当时134名生童考生的2.2%，可知学习数学者之少。最后严修打破“额定”将三人全都录取，说明三名考生有学习数学的基础，既体现严修惜才，可能也多少带点鼓励性质。难能可贵的是，在1897年1月兴义府的科考中，也有两名学子报考了算学。严修非常重视，大致是在一种既兴奋又疑惑的矛盾心理下对二人进行试问，因此问得极细致和认真。当问“汝习何术？”时，其中一人实未曾学习过数学，后改试经古。另一名自称“九章四元”，严修追问是“筹算”还是“笔算”，考生先答笔，后又答筹，严修再问“能演草乎”，回答不能。此时，严修实已判断该生没多少数学基础，但仍不放弃，进而追问他看过什么算学书籍，结果考生回答的是“策学”，更不知晓《九数通考》之类的数学书籍。到这时，严修才放弃取之算考的最后一丝可能，请该生改试经古。这两位考生虽未以算考参试，但他们有勇气报考也是值得肯定的。至少说明，一方面深受严修劝考算学的鼓励和影响，想进一步了解和学习算学，体现了学习算学之风在府属各地悄然兴起；另一方面，也体现严修虽然重视算学，但在录取上也绝不马虎迁就，而是真心想造就算学人才。
其二，改革旧式教学内容，加强数学教育。这一过程中，颇费周折的是聘请算学教师。严修在极力发掘省内数学人才的同时，多方联系聘请外省算师。
1896年7月在都匀主持岁考时，了解到郭竹居“颇习洋法，通算法”，并撰有《勾股细算》。郭竹居的父亲曾任兴义府教官，时知府张瑛聘请其教授张之洞。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曾聘任郭竹居为“水陆师堂稽察，兼教习洋文”。在粤期间，郭竹居学问得以精进，对西学亦有研究和心得。因此，严修在这天的日记中感赞“黔中有此人，庶几一开风气乎？”严修在省内发现的另一位数学人才是裕福田。在落实学古书院改革事宜中，严修认识了“颇好算学，兼习推步”、年仅24岁的裕福田，非常器重和欣赏他，自1896年9月12日相识后，严修几乎每天都与裕福田商榷、研究算学，二人有时深谈至半夜，严修称之为“师友之益人也”。
1896年12月29日，严修由大定府到兴义府主试途中，由于前一日收到“黄玉屏不应主讲之聘”的回信后，立即致电张之洞请其推聘算师。到1897年4月14日，长沙回电，“言算师因道远脩微”“皆不肯就聘”。此时，学古书院已开学半月了，严修只能亲任算师，并聘请裕福田、郭竹居在学古书院执教算学。
其三，月课算学。为力推算学，严修除力聘算师任教、自己亲授算学、刻印算学书籍以外，还在学古书院每月举行一次算学考试，参考者不限于学古书院院生，其他书院的学子都可以参加，严修亲自批阅试卷，录取超等、特等生，并以《代数术》《尊经书院记》等书籍奖励学优者，严修在任期间共“月课算学”9次。就是在严修如此重视和珍惜数学人才的影响下，改革后的学古书院造就了一批如黄禄贞（字干夫）、申云藩等优秀数学人才，包括兴义吕声文也喜好算学，还专门请教过严修《九数通考》中的题目。而后从学古书院毕业到笔山书院担任山长的张寿龄、熊继先（字范舆）等均兼习算学，开笔山书院算学新风，为兴义府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才。除培养了省内自己的算学教师外，更为可喜的是，原来到外省聘请算师不至的局面被打破，出现向云南输送算师的盛事——被严修两次算课评为第一的申云藩，到云南应“算师之聘”，正如《誓学碑》所云：“黔士通代数微积者，至今遂彬彬焉”。
改革旧书院，推动新学兴起。
改革学古书院是严修在贵州取得的三大教育成果之一，既是其教育理想的实践成效，也是助推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力量，直接影响到地处贵州西南隅的兴义府教育——新学兴起，人才蔚然。
严修改革学古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康有为、梁启超关于“教育强国”的维新运动主张，其改革理念则主要是来自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严、张两家是世交，严修称张之洞为“世叔”，受其影响较大，其学术思想与之更为接近，都主张经世致用、中体西用。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劝学篇》正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头一年，严修就从其《輶轩语》中汲取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思想，并借鉴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的经验，潜心改革学古书院，实践读书致用、中体西用思想。此外，严修还吸收了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主张，以及其他书院的做法，如《校经书院志略》《经正书院章程》等，在此基础上亲自起草学古书院章程，五易其稿，花了九天时间才定本，可谓殚精竭力，砥俗振纲。
改革后的学古书院初步具备了中西学堂性质，在教学形式上“分斋讲授”，因材施教；在教学内容上除经史儒学外，增设算术、英语、地理等科目推广西学，并要求师生观看《时务报》学习关注时政；在管理上聘请经学大家雷廷珍为院长，设监院管理后勤，最重要的是制定了《书院章程》《学古书院肄业条约》《山长学规》三种规则，规范管理师生；在生源上，从全省选拔40名高才生入院，进行重点人才培养。书院于1897年3月30日正式开学，比黄遵宪、谭嗣同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还早半年。严修离任后，1898年贵州巡抚王毓藻向朝廷申请将改革后的学古书院更名为经世学堂，是贵州近代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严修也因此成为贵州传统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为贵州教育迈向近代化立下开创之功。
严修离任后，曾执掌学古书院的雷廷珍受聘出任笔山书院山长，随后学古书院培养的第一批实用人才，诸如张寿龄、姚华、熊范舆、徐天叙等先后担任笔山书院山长，推行新学，为兴义府培养出一批新式实用人才，在各行各业成为有影响的人物。
所谓“新学”，是清代末年至“五四”以前，由西方传入的新文化，包括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相对以儒学为研究主体的传统学术——“旧学”而言。兴义笔山书院最初的教育内容是“旧学”模式，随着时世的变迁，教学也讲求实用，但主要仍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以议论时政。
1899年雷廷珍执掌笔山书院后，实施“学以致用”办学宗旨，采取经世学堂教管方法，订购《时务报》、规定每月两次呈送笔记批发，并讲评奖励，力推新学，成绩斐然，士风一新。此间，府属学子、有志之士均慕名前来听讲。如袁祖铭父亲时至而立之年，仍赴笔山书院旁听硕儒雷廷珍讲学。值得一提的是，严修离任返京途经武汉时，拜访了张之洞，与之长谈视学贵州情况，必不可少地提到并推介了雷廷珍。这便成为张之洞日后力邀雷廷珍执掌两湖书院的直接原因之一。
此后，学古书院学子张寿龄任笔山书院山长期间，重视教师的选聘和培训，短期轮训书院教师，订制书院规章制度加强管理，编写国文、数学等教材，每月运用简报报道两次时政，培养实用人才的同时，增强师生爱国救国的责任感；姚华担任山长期间，将其编写的《小学问答》作为教材，系统讲解汉字源流、演变、造字和用字等方法，并著有《笔山讲录》，以新教法、新思想讲解六书要旨，强调以简驭繁、触类旁通法则，以新学施教，传播新思想，学风为之一变；熊范舆是姚华的同窗好友，二人相约同赴笔山书院，熊范舆主讲西学，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才；徐天叙是笔山书院的末任山长，徐天叙将新思想融入经史讲学，分呈笔记，每月还举行一次讲演，府属士人均可参与，风气又一变。
1905年，笔山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后，次年徐天叙带领魏正楷、王文华、窦居敬、高志强等13名学子报考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囊括1—13名前列录取”，笔山书院“名震贵州学界”。之后，学古书院学子聂树楷、李映雪等继任校长，持续推动黔西南地区教育发展。
彼时，笔山书院新学蔚起，学务蒸蒸，培养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人物和实用新才。从笔山书院走出的学子，有如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影响全国的重要人物；还有如保衡、刘刚吾、王聘贤、赵伯俊、刘若遗等一大批在全省、乃至全国军政、医学、教育、金融各界影响极大的实用人才。
相较之下，在当时府、州、县学“官学浸衰”的大环境中，官学教学活动有名无实，教官不再讲课，也不考核学生，亦更加凸显了书院的作用。尤其在如笔山书院般学风盎然、成绩斐然的影响和带动下，重教兴学、讲求实用之新风吹及府属各地，极大地推动了府属教育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这一时期兴义府共有官办、民办书院十所，排全省十三府的第七位，其中，笔山书院的师资水平（进士、举人总数）排第四位。
更为可贵的是，在此兴新学之风的影响下，20世纪初，在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而未正式付诸实施的情况下，地处偏远山区的兴义府却根据其规定，将府城的全部9所义学都改办成蒙学堂，将官办文峰书院改为新式中学堂。虽然这些改办的新式学堂大都未能有效地推行新式教育，但足以体现兴义府重教兴学的理念，并迈出了黔西南地区教育近代化的步伐。在此基础上，到1904年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近代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黔西南地区新学教育推进有力，新式学堂兴办成风。自1904年贞丰州同褚德明率先创办初等小学堂4所、次年兴义府知府李祖章在安龙创办官立中学堂后，兴义县兴办小学堂13所，至宣统三年，全地区现行区划内完成中、小学堂改建新建共85所，实现教育近代化转型，开启教育发展新的篇章。
万里跋涉，远赴边陲，是严修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亦是贵州之幸、兴义府之幸。严修视学贵州的功业和人格，让时人“相与讴吟歌咏”，严修则成为我们今天追寻和敬仰的一代文宗。
扫描印象黔西南公众微信二维码，获取更多精彩！
（ 来源 ‖ 徐燕 编辑 ‖ 印象黔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