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位于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处盘江流域，辖兴义、兴仁、安龙、普安、晴隆、贞丰、册亨、望谟8县（市），素有“三省通衢”之称。作为历史上夜郎古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普安铜鼓山遗址群、兴义万屯墓群、兴仁交乐墓群、安龙龙广遗址群为代表的大量考古遗物、遗存的发现，汉代黔西南地区的邑县分布状况日益清晰地展现出来。

普安青山居北盘江上游，距普安县城45公里，处滇黔要冲，紧邻兴义顶效猫猫洞遗址、万屯墓群和兴仁交乐墓群，明代以来，素有“头青山”之称。铜鼓山遗址群和小屯石板墓群的发现，揭开了青山的秘密。

铜鼓山遗址群位于青山范家寨村（原营盘村），以陈家龙滩东500米左右的铜鼓山遗址为中心，有铜鼓山、狮子山、大营山、小营山、大院子、屯上、铜壶山、屯脚河、马鞍山、赵家大坡、倪大箐等大小遗址10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其年代上启周初，下迄秦汉，正处夜郎部族国家形成、发展之际。多数遗址以原生石作居住面，外围有石砌围墙，出土石器、骨角器、青铜器、铁器、玉器、陶器和范模等文物近11800多件。仅铜鼓山一处遗址，面积就达4000平方米，发掘出土1500多件文物，陶片万余块，清理房址4座、窑址1座、灰坑11个和火塘、零散柱洞遗迹，是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遗址，也是云贵高原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正式发掘的青铜冶炼作坊遗址。

从发掘出土实物文化特征观之：铜鼓山出土石器为磨制石器，器形有斧、凿、刀、杵、臼、坠、纺轮、饰物等，以环、玦等装饰品居多；骨角器中穿孔牙饰和笄占该类器物50%强；陶器多数为夹砂陶，陶色以红皮为主，纹饰以粗、中、细绳纹为主，器形有釜、罐、杯、碗、豆等，釜、罐居多，且多为圜底器；铜器饰品最多，其次为生产生活用具，兵器多带“V”形饰，铁器罕见，而反映铸造工艺的有内模、外范和坩埚，范、模以砂石制作，范上镌几何纹饰图案，其中“心”形纹饰者6件，形制特征与顶效猫猫洞旧石器遗址心形尖状器系出同源，表现出明显的承继关系。出土的“V”形铜钺、一字格曲刃剑、开刃于弓弦之半月形石刀特色独具，与相邻滇、巴蜀文化器物不同，地域特征鲜明，属“夜郎文化孑遗”。

顶效猫猫洞旧石器遗址位于兴义市顶效开发区西南1公里处的猫猫山上，遗址发现于1974年，文化堆积层达2.5米，距今约1.2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掘出土有黔西南境内迄今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兴义人”和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核、石片、石锤、石砧等各类打制石器、石材4000多件，骨锥5件、骨刀1件、鹿角铲8件。骨锥门类齐备、制作别致，有锐尖、扁尖、钝尖和斜尖四种类型；鹿角铲刃面45度，其中：单面加工的6件、双面的2件，在全国属首次。还有犀、象、牛、鹿、麂等众多哺乳动物化石和炭屑、烧骨、烧石等人类用火遗迹。此后，在营盘山张口洞、清水河双桥大洞；安龙福洞、菩萨洞、龙广观音洞和普安青山大白洞、坪田洞、庙洞、癞子洞、牛鼻洞、岩下、打铁洞；新店大白洞、大洞、偏偏洞；屯脚营盘山、贞丰白层观音洞、天生桥、鲁容孔明坟等地，也先后发现原始土著人遗址，文化类型与猫猫洞遗址相似，属同一族群。

猫猫洞及周边考古发掘遗物遗存表明：在距今1.2万年前后的史前文化时期，黔西南地区的兴义、普安、安龙、贞丰一带已先后出现同一族群的人类活动，活动范围由最初的顶效分别向东北、东南方之普安、安龙扩散，最后沿南北盘江上游自西向东扩展。而由发掘出土的造型奇特、地域性强，具有夜郎文化特征之“心”形器物不难推断，兴义以东顶效一带及普安、兴仁、安龙、贞丰一线为夜郎部族领地之事实。

此类器物在兴义市南盘江镇波那兴墓葬、兴仁、安龙、晴隆和同属夜郎文化体系的赫章可乐（汉阳）、威宁中水、清镇乃至滇文化体系之云南晋宁、江川李家山和越南北部等地均有零星出土。

考古遗物遗存显示：早在春秋战国夜郎部族国家形成之际，环绕普安，以普安青山为中心的夜郎文化圈已经形成，并与相邻不同文化体系族群间产生交往与商业活动，其影响已波及到云南乃至越南北部。而此类商业活动与同时期形成发展之南方丝绸之路——身毒道不无关系。

身毒道亦即中印交通线，身毒为梵语，即印度。正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所言，该交通线“以滇池为枢纽，北通邛都、笮都至蜀，东通夜郎、牂牁（且兰）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雋唐，经掸人（缅甸）地，以至于身毒（印度）……开通中印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是时，西南各族社会、经济文化已有一定基础，而由于楚、蜀商人的活动受到更多的影响……楚将庄蹻率兵至滇，即循商贾通道而来”。

庄蹻入滇在楚顷襄王时期（公元前280年），正是秦、楚争夺西南地区激烈之际。庄蹻奉命“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

这里的江，《华阳国志》《后汉书》作“沅水”。据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沅水多乱石浅滩，不宜行船，沅为延之误，即今长江支流乌江。”延、沅一音之转，常《志》、范《书》误，从方说。

其时，秦国已完全控制蜀及巴僰（四川宜宾）一带地区；楚国西向夺取了延水（乌江）、江水（长江）交汇处的巴故都——枳（重庆涪陵），兵锋直逼巴最后防线——阳关（重庆长寿），“巴至江州（重庆）迁避垫江（重庆合川）”，这为庄蹻率军沿长江溯流而上，由枳经乌江水道过南夷夜郎入滇创造了条件。

乌江自古为巴、楚、西南夷物资交流的重要水道，是巴盐入黔之要道，“司马错自巴涪水（乌江）取楚商於之地为黔中郡”郦道元《水经·江水注》说，“涪陵（重庆彭水）南道武陵郡，昔秦将司马错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司马错取楚商於地，亦取道于此。

至于庄蹻在南夷之行军路径，从黔西南及邻近的遵义、毕节、安顺地区“沿乌江支流的洪共河、芙蓉江、赤水河，顺流呈丫枝状向南发展，抵黔西、清镇、平坝分两路：一路由西南方经安顺（西秀区宁谷）至镇宁、贞丰一带过北盘江，往西南扩展至兴仁、兴义一带；一路从黔西往西经毕节抵达乌蒙山核心区与从南夷道而来的赫章、威宁遗址相连”“两纵一横”的汉代遗物遗存分布格局中可见端倪。

遗物遗存是历史上人类生产、活动状况的反映，一个地区后期遗物遗存分布亦常受前人影响，二者存在一定承继关系。因此汉代遗物遗存分布状况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汉以前人类活动轨迹。

是时，实行战略迂回之庄蹻楚军若向西北走黔西、威宁，由朱提（云南昭通）南下至滇，极有可能与北面已控制蜀地及巴僰（四川宜宾）一带之秦军相遇，“劳师袭远”之后果可以想见。故西南一路当是楚将庄蹻由且兰（安顺宁谷）经夜郎至滇之路径。即由安顺经贞丰、兴仁、兴义、普安，出盘县入滇。此条线路，正是巴、楚商贾与西南夷物资交流通道——身毒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兴盛于明清时期之“茶马古道”黔西南段，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此亦证明，位于盘江流域的贞丰、兴仁、普安一带黔西南广大地区为夜郎本土之事实。

此外，青山小屯、万屯阿红、贞丰浪更燃山石板墓群遗址，进一步印证了普安青山在南夷夜郎中的重要地位。

普安青山小屯、贞丰浪更燃山和兴义阿红老坟山石板墓呈长方形，墓壁、棺盖皆以天然石板构建，具有墓室狭长、墓葬分布均匀、墓葬方向和位置讲究，随葬品以玉器为主之特点；构建方法独特，异于滇、蜀地区石棺葬。兹以阿红老坟山石板墓为例。

老坟山墓地位于阿红村南山麓，分布范围近万平方米。2009年5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晴兴高速公路建设用地进行考古钻探时发现，次年10月开展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7座，均为长方形石板墓，出土实物有陶器、石器、青铜器及少量动物牙齿。陶器多为圜底器，绳纹灰褐、黄褐陶数量居多，方格纹次之，与铜鼓山遗址出土陶器接近；石器属铜鼓山类穿孔石刀；玉玦、玉璜、料珠、串饰等玉器亦见于铜鼓山遗址，而在同期汉墓中罕见，故与铜鼓山文化有直接继承关系；墓葬以“二次葬”较普遍，与同属夜郎文化体系之威宁中水“多人二次合葬”近似。老坟山石板墓出土实物和葬式在浪更燃山、青山小屯墓群遗址中也有体现，属同一族群。

就历史年代而言，青山小屯石板墓群在秦末汉初之际，早于西汉末年至东汉之贞丰浪更燃山和兴义阿红老坟山石板墓群，相互有明显传承关系。

又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卷第四“夜郎竹王兴于遯水”，结合青山遗址群处素有遯水或牂牁江之称的北盘江上游之地理位置，可以推定：青山一带为古夜郎都邑。

递于两汉，郡国并行制度盛行。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后，在其地置有粤巂、沈黎、文山、武都和牂牁郡。其中，牂牁郡为南夷地。据《汉书·地理志》领有且兰、夜郎、镡封、鄨、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毋单、漏江、都篖、西随、谈藁、进桑、鉤町十七县，与《史记》“西南夷君长以十属，夜郎最大”记载相符。

此外，西汉统治者还大肆分封各部首领，以势力大者为王、其次侯，小者邑君，形成金字塔式分封建国之制。著名者如夜郎王、漏卧侯、鉤町侯（后因毋波平乱有功封王）等，使原本松散之部族联盟政治组织转化为层层相因之封建领主制度，囊括黔西南地区的南夷夜郎为君长国的原部族联盟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已然被郡国并行制度取代。

据《汉书·地理志八》卷二十八“夜郎县，故夜郎侯邑”“夜郎县有遯水通广欝林”“汉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及至牂牁，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可知，夜郎国邑在牂牁郡夜郎县且同亭。

如前所述，普安青山既为夜郎古国中心，西汉时期夜郎王国封邑——且同亭当设置于此。至于夜郎县治，则在青山东南直线距离24公里处的交乐。

或以毕节可乐为夜郎国邑，误。其说所据为“毕莫”掌握之线装本彝文经，考线装本始行于明中后期，故，此类经籍最早在明末出现，乃明以后之人所作，不足信。

交乐一名交那，位于黔西南中心地带，与文化堆积层深厚的万屯、鲁屯、龙广毗邻。地势平坦、开阔，四周山峦密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壤肥沃，黄色、红色黏土分布较广；气候温和、水源丰富，西与万屯毗邻地区有被当地群众称为“海子”的天然湖泊，海子内河流直通兴义围山潮。石头寨、烂潭、猫石头、老屯、冬瓜寨、老八寨等处溪流汇聚其间，形成绵延数十里的山间坝子，极利于农业生产。交乐附近山地矿产丰富，亦便于手工业发展，俨然一方重镇。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迄今，贵州省考古队先后四次在该地发现东汉时期墓葬计19座，发掘出土以铜马车、摇钱树、抚琴陶俑、陂塘模型、“巨王千万”印、“巴郡守丞”印为代表的近500件（套）文物，为揭开汉代交乐神秘面纱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

出土“巨王千万”印的10号墓和附近多层文化堆积层，揭示了汉代交乐经济重镇的事实。10号墓处交乐烂滩，为土坑墓，占地42平方米，是两汉之际墓葬。“巨王千万”印是汉代流行的吉祥私印，长方形印面，扁平长方钮，朱文篆书“巨王千万”，上下循读，与中原腹地出土的“巨灵千万”“大潘千万”和清镇、平坝汉墓出土的“赵千万”“樊千万”等印雷同。结合随葬明器，墓主应为富商巨贾。此外，在距离烂滩不远的祭山坡至黄泥堡400余米地段，还有多层文化堆集，有的甚至深达数米。该地段东西向沿古驿道延伸，在附近水淹坪村对面有百余米暴露于外，显见数层土，灰烬叠压在断面上，显示出古代先民长期聚居留下的痕迹，足以证明汉代交乐是一处商贸发达之邑落。

14号墓出土的“巴郡守丞”印，揭开了交乐之谜。14号墓为砖室墓，多室劵顶男女并列异穴同冢，分别由主室、前室、后室、侧室组成，占地100多平方米，属东汉晚期墓葬。出土有铜马车、摇钱树、“巴郡守丞”印等50余件（套）文物。由出土的“巴郡守丞”印可知，墓主人曾任巴郡太守丞。是印为鎏金铜印，印面正方形，白文篆书“巴郡守丞”，右左循读。麒麟钮，印身中空，子母印，四壁阴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卷十九：“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军马，秩皆六百石……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之记载，墓主为巴郡太守僚属，秩禄为六百石，与新任县令平级。

巴郡，据《华阳国志·巴志》“其地东连鱼腹（重庆奉节），西至僰道（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大部在今重庆市。其时，交乐隶牂牁郡，与巴郡相隔千里之遥，巴郡官吏葬于此，且为夫妇合葬墓，应是死后归葬所致。

或以为墓主人系奉旨征调，死后葬于此。误。牂牁郡、巴郡平级，奉旨征调唯有两种可能：或协助平乱、或调任。前者不可能携带家眷从征，战殁后只能为单人葬；后者更不可能在新任处所死后，以原任官印复制作陪葬品。

从墓葬年代观之，墓主人当与东汉晚期任巴郡太守的尹贡有关。

“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名德。历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39。”这个内容，康熙《贵州通志》卷之十八、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二十八亦有记载。

在察举、征辟制度流行的东汉时期，由二千石郡守以上官员举荐同乡故交任属吏是司空见惯之事。所以，墓主当是尹贡以巴郡太守身份举荐任巴郡守丞，死后叶落归根，归葬故里的。如此，汉代交乐，亦即牂牁郡之夜郎县。6号墓出土实物进一步印证了交乐为夜郎县治之事实。

6号墓长方形石室墓，是东汉早期墓葬。劵顶，以不规则长方形石料砌筑，墓石无填料粘合。单层封门，铺底以不规则薄石板拼合，下有7.72×2×2.4米排水暗沟，室内填土，与7号墓异穴同冢，出土有铜马车、摇钱树、连枝灯、抚琴陶俑等在内的大量明器。

墓室内由椎结人、玄武、盘龙浮雕组成底座的连枝灯、陂塘模型、陶屋、陶井、陶狗、陶鸡等出土器物与司马迁笔下南夷夜郎“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社会性质相符，亦印证了汉代交乐为夜郎县治的可靠性。陂塘模型尤为明显。

陂塘模型共两件，泥质灰陶。一为圆形、浅盘，内底池塘、水田模型，以象征堤坝之泥条隔开。塘内鱼、田螺、菱角与田中禾苗交相辉映，田埂留有缺口，塘、田以涵洞贯通；一为方形、浅盘，亦以堤分隔为两部分。堤坝有闸，闸外引水渠、水田，田无作物，渠中青蛙、田螺，池塘鱼3尾。所谓“视死者如生”，死者墓室陈列，正是其生前生活之写照。陂塘模型反映出的如此功能完善的农业生产、灌溉体系，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的边郡，非郡县治所莫属。

是墓出土一具较14号墓更大之铜马车，也为揭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铜马分段砂模空心浇铸，子母口衔接，以梢栓固定。通高116厘米、长85厘米，由头、耳、颈、身、尾、腿合成，直躯、昂首，四肢作行走状。车由驾马、轮轴、车箱三部分构成，宽牙轮、牙中为圈弧形凸棱，每轮14幅；长方形车厢、两边、前方有挡板、菱形镂空板箱底”，与《周礼·冬官·考工记（上）》“其毂长，二柱外，一柱内”之记述相符，当属军事色彩浓郁的斧车（战车），形制比甘肃武威雷山汉墓出土斧车还大，墓主当为军事将领。

此外，还有刀剑、提梁壶、耳杯、摇钱树、置于铁三角架上之铜釜、镇墓兽、醮斗、洗、鬲、豆、盘等器物和为数不少的琥珀、玛瑙、玉牌等随葬明器，其规格、明器数量、种类、精美程度，远非14号墓可比。

汉代交乐既为夜郎县，而“夜郎为都尉治”。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卷十九：“……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结合6号墓随葬器物特征可判定，墓主人为秩禄比于“二千石”郡守，高于14号墓巴郡太守丞的一代牂牁郡郡都尉。其生活之年代，亦当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六年八月（公元30年），罢省郡都尉以前。

龙广遗址群位于安龙县龙广镇，西接兴义郑屯、鲁屯等地，是一处面积开阔的山间坝子，有纳万村营脚、柘伦村上头营和下头营、纳西村营盘、小场坝村播落、坡院及大寨、纳桃村小子营、大子营、七星村七星山、平寨包包等12处遗址。地理位置优越，遗址间相距约数百米，已形成较密集的聚邑。遗址群出土有羊角钮钟、“T”首曲刃青铜剑等造型奇特、极具地方色彩之器物。

龙广遗址群与同区域的观音洞新石器文化系出同源，是观音洞文化在安龙地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出土的曲刃青铜器形制与普安铜鼓山同类器物近似，为夜郎文化类型的另一支系。方国瑜先生曾指出：汉代边郡“郡县区划是在部族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以部族区域为郡县区域，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这是所谓‘羁縻统治’‘即其部族列郡县’的特点”。

从汉牂牁郡及属县分合可知：牂牁郡夜郎、谈指二县逮于魏晋南北朝，始终隶属一郡。《华阳国志·南中志·牂牁郡》“晋元帝世，刺史王逊分夜郎以南为夜郎郡，领谈指、夜郎二县。”“夜郎郡，夜郎国也。”夜郎郡为原夜郎部，谈指、夜郎同属一部。

由前所述龙广遗址群与同时代普安铜鼓山遗址群出土文物略异之特征可推定：龙广一带当属汉牂牁郡谈指县。

又据《续汉书·郡国志·牂牁郡》“谈指出丹砂”，咸丰《兴义府志·风土志》卷四十三“永丰（贞丰）州出丹砂，近粤西地”；又据《兴义府志·地理·沿革》卷二“今贞丰、安南（晴隆）境为汉谈指县地”之记载，黔西南地区之晴隆、贞丰包含今册亨、望谟一带亦属夜郎部族近亲支系——谈指部，即汉代牂牁郡谈指县辖区。

万屯墓群坐落在兴义市东北19公里处的万屯镇新桥村，计有东汉墓葬9座，8号墓是其中一座典型墓葬。

该墓系东汉早期砖室凸字形墓，西北—东南向，分前后两室，底长5.68米、宽2.06米；墓道为长方形，长1.78米、宽1.62米，封土堆面积近50平方米，出土有铜马车、提梁壶、聚宝盆（水塘稻田模型）、铜顶针、七乳铜镜、铜釜、铜斗、摇钱树、铜盘、环柄铁刀、铁抓钉、五铢钱、三足铜盉、镂空铜豆、铜洗、耳杯、陶罐、陶轮、陶瓮等明器共35件（套），无论墓葬规格还是出土文物，在墓葬群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考证，铜马车为“辎軿车”，据《后汉书·舆服（上）》志第二十五：“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辎軿车……”，乃二千石郡太守以上夫人所乘之车。两汉时，兴义仅置有县，方国瑜先生认为兴义为漏卧部族联结区域。

魏晋之际，兴义为兴古郡之汉兴县，以后曾一度隶属云南曲靖府，由羁縻制度下边郡县“即其部落列郡县”之设置特征可知，今兴义当为夜郎别部，非夜郎本土。“民国二年，兴仁、兴义则以大路所经之阿红场坝对面之分水岭为两属接线。……（原属盘县之）阿红以西及南之楼纳、顶效、马鞍山等处拨隶兴义”“巴结，原册亨州同地，后划隶兴义”推知，兴义初置县时，疆界大致限于今黄草坝、捧鲊一域，顶效、巴结（南盘江镇）不在辖区内。

《后汉书·礼仪志》“官中二千石、四夷国王、率众王、归我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侯王秩禄比于郡太守。另，“古姓为漏卧贵族姓氏”，综合是墓出土的铜顶针、带盖提梁壶、七乳铜镜等大量女性用具和铜镜铭文可推定，墓主古氏为漏卧王族成员。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漏卧故城在罗平州”之记述，结合汉代“居葬分离”模式之特征，万屯新桥村一带当为漏卧陵区，恰与汉帝陵与长安城类似。

总之，考古发掘遗物遗存证明，两汉时期黔西南地区邑、县大致分布格局为：普安青山一带为夜郎国封邑；兴义顶效、万屯阿红、兴仁一带及普安大部分地区为夜郎县，县治交乐；晴隆、贞丰、册亨、望谟、安龙一带，为谈指县辖区，以上系夜郎本土。阿红以西之万屯新桥、兴义大部为漏卧侯采邑，紧邻漏卧县地罗平；兴义南部之南盘江镇（巴结）一带当为鉤町侯国侈入之地（出土于巴结，异于铜鼓山器物文化类型，近似广南鉤町文化早期器物类型的“羽人划船”纹铜鼓、帆船形青铜斧和单耳青铜矛可为佐证），与夜郎王、漏卧侯封土相邻。

如此布局，正体现了汉统治者自汉武帝刘彻以来推行的“夷汉并治”“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治国方针。

扫描印象黔西南公众微信二维码，获取更多精彩！

（ 作者 ‖  文/崔利军 图/陶昌武    编辑 ‖  印象黔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