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官礼,贵州兴义人,字统之,生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逝世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享年70的刘官礼。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兴义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奠基人,为发展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倡导和重修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和兴义一中前身)并对地方教育事业实行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改革,取得了功垂千秋的辉煌业绩;他更是兴义刘氏家族振兴与繁荣,贵州兴义系军阀建立、巩固以及全面壮大的关键性人物。
刘官礼之父刘明扬(字燕山),因一贯重视耕读,且又治家有方。从泥凼搬迁到下午屯后,便抛弃了榨桐油这一传统行业,本作“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思想,广置田地,并修建永康堡,在民乱四起中,兴办团练又深得四子助力,逐渐成为下五屯乃至兴义府首富。
刘官礼。图片来源网络
刘官礼本自幼习文,却因为乱局而不得不辍学。他幼年便开始学习程朱理学,稍长又涉左氏春秋,胸有大志,16岁师从廖建藩、汇表东进一步研读程朱理学和左氏春秋,精习书法以至于后来,练得一手翩若惊鸿的漂亮草书。信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天下)。”重视“整饬地方”;崇尚儒家“修齐治平”;认为“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未来发展之计”,地方之所以落后,经常暴乱的根本原因乃是“文风衰靡”。到了21岁,其所处环境,在清咸同年间,到处兵燹迭起,时局动荡不安。他废学之后,便跟随父亲兴办团练,征战杀伐,舞刀弄枪,无暇顾及他平生最为重视和喜爱的课读,每思及此,便无比痛心与惋惜。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竭力劝学的根源所在。
兴义刘氏家族兴办的团练力量日益壮大,军事实力越来越不可小觑。刘氏家族从刘明扬到刘官礼,虽然割据一方,亦官亦绅,但在军事上政治上效忠于大清朝廷。两次针对白旗军(清咸丰八年起事,至清同治十一年被剿灭)的战役,他均取得大捷,个人及家族声威日隆,威名远播,父兄及本人也得到了朝廷特别的褒奖和不断地擢升。
身为兴义县团首的刘明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刘官箴(字銘之),次子刘官霖(字时之),三子刘官礼(字统之),四子刘官德(字懋之)。先是刘官箴擢升为安义镇左营游击,后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刘官箴在马岭河杀死法国天主教徒,酿成“兴义教案”,朝廷震怒将其革职。七月,刘官箴与四弟刘官德巡防西路,被鲁布革汛把总张开业和汛守备李凤才于捧乍城内设计吃全羊宴将官箴杀害,官德被囚禁。刘官礼闻讯,率领刘氏团练十万火急杀奔捧乍而来,击毙张开业,救出四弟刘官德。
清同治三年(1863年)春,清军全撤。5月7日,刘氏团练猛攻被白旗军占领的兴义县城,刘官霖战死南门城下。
下五屯刘氏团首不久即由刘官礼担任。他先被清廷擢升为知府,赏顶戴花翎,加道员衔,留云南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因配合官兵剿灭广西会党有功,升任云南候补道。历经光绪年间直至辛亥革命前夜,刘官礼成为了刘氏家族最为至尊的掌门人,也成为了黔西南地方上最大也是最有实力的官绅。这就为他日后普施教化,广育英才,提供了最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社会基本安定,崇文之心丝毫未减的刘官礼,发动官绅向官府申请组建培文局,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兴办并改革地方文化教育事业。
(一)重修笔山书院
1882年,刘官礼经过多方斡旋,终于将总管盘江八属教育董事一职谋得,他一面清理厘租,筹措教育经费;一方面重金礼聘名师名士前来执教。次年创设“培文局”,并遵诏谕劝募谷物赈灾,秋后加利充作教育款产。
1889年,刘官礼说动赵天如、林子亨等士绅,与之一道共同倡议购地重建笔山书院,此举得到时任兴义府知府的孙清彦的热情鼓励,大力支持。以团防局历年存积的大约10万两白银,于兴义城东北隅(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城区分部)置地重修笔山书院。因资金充裕,官府重视,民众踊跃,建设院舍3进共有房26楹,房屋百十间,有礼堂、山斗堂、讲堂、缮堂、斎房(含学生宿舍)、教员憩息室(兼办公室)、教职员寝室、山长室(即院长)、庶务室、教员室。
新书院仍沿用“笔山书院”旧称,这四个大字题于大门石额上方,两侧并配石刻行楷对联一副,一副,上联为:“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下联是:“斯文无轸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院内建有四方圆角鱼池,池水清冽,通以小溪,围以石栏。中间的山斗堂上,悬有红底金字的“山斗堂”匾额,两旁联题“通今致用,修辞立诚”,概括了立院之目的。购买了大量图书,是当时黔省教学设施较为完善的一所书院。
(二)花费重金延请名师
刘官礼认为要使书院得以迅速发展,多出人才,首先得有一批名师,于是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期间,他开出教师年俸三、四百金的聘金,是当时普通教师年俸的2倍,相当于知府的官俸所得,诚聘省内外举人程光祖、周辅寰、庄南华、孙家璠、桂馥、汤中、朱元模、赵廷光、雷廷珍、曾沛霖、徐天叙和进士吴成熙、叶鸿钩、姚华、熊范舆等来笔山书院执教。山长先后由大儒雷廷珍,姚华担任。
《兴义县志稿》载:“甲辰(1904)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气又一变。时笔山书院学务,蒸蒸日上,巳达顶峰。所有受聘到兴义讲学诸名儒,刘统之无不优礼有加,待为上宾,结为世好。如安龙举人庄南华竟以其女嫁与显世为媳;贵阳熊范舆以其女楚芳为其孙媳,即刘公亮之妇也。”由此书院名声大振,本县及邻县来求学者众多,院址几乎不堪容纳。
笔山书院几次遭受损毁后,藏书已所存无几,且残破不堪。刘官礼就授命侄儿刘显慎,从地方公款项下,拨票银1万2千两,由雷廷珍开列书目,派专人赴长沙购办各种典籍。一时之间,笔山书院藏书之浩瀚为各县之冠。规定但凡县中生员(秀才、廪生、拔贡)及院中学子,均可借阅入览。
(三)打破陈规陋习,锐意创办新式教育
戊戌维新,废除科举,各省县书院都改设学堂。刘官礼在教育改革上颇具发展的眼光和博大的心胸。深感“兴义设县晚,科名较稀,高瞻远瞩,为地方百年大计,锐意兴学,优礼厚币,敦聘省内外名儒,创办城乡小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官礼改笔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礼聘贵阳有名举人张寿龄(号协陆,后留学日本,任贵州财政厅长)任首任高等小学堂长,并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仓房等。同时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供师生参考书刊数千册。也是这一年,刘官礼又出资从日本购进物理和化学仪器各一套,后又添置动植物及生理卫生标本挂图百余张,足敷中等学校的应用(民国五年至十二年,先后为过境军队所毁)。后有教育界名流聂树楷、解伯莹等先后担任堂长,因教学有方而成绩显著,邻省滇、桂及本省盘江八县慕名而来的学生日渐增多,每年有毕业生数十名,培养出了众多后来致力于为国家民族独立的栋梁人才。
(四)以国际意识向外选派留学生
西学东渐之后,刘官礼也产生了西为中用,洋为我用的思想意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官礼以团防局的名义保送王伯群、保衡、赵显彬、李映雪等赴日本留学。当时,由于兴义文化闭塞,学过英、法、德语等外语的人几乎没有。又因日文易学,中日途程较近,通讯汇款方便,所以兴义派遣的留学生,全都去了日本。那时,团防总局的存款还多,刘官礼就划拨部分款项,以地方公费派出学生留学日本,前后达数十人。所有旅、杂、伙食、学费全由地方包干。留学的人既有本县补助费,还可得到清政府的中央和省两份补助费。节约的学生如刘志道,毕业后所存的钱款数额也不算少。
在这些留日学生中,王伯群、保衡、刘显治、李培先、何应钦、王聘贤、刘若遗等人,分别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讲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回国后,他们与其他未出国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一起,在社会各界各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有魏正楷(字树生)、王文华(字电轮)、窦居敬(字简之)、高志强(字用之)、熊璜典(字凤阶)等人。后来,他们又大多转入优级师范选科学习,毕业后,都在教育、政治、军事上有所贡献。
刘官礼在家中排行第三,晚年族人皆称呼其“三爷爷”。他因幼年受教育有限而极端重视教育。当刘家成为黔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地方武装后,官府设团防局主管团练事务,刘官礼也因自身本领和两位胞兄兄都已经亡故之故,自然而然成为了团防局首脑,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并受封于朝廷,据说,每任知县上任,都要先上刘家来拜谒;兴义若有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也首先要请示刘家。云贵总督李经羲到任时,特意绕道兴义,拜访刘官礼,并恭维他说:“不意贵州有统老其人,竟有如此韬略!”辛亥革命后,贵阳白沙井街建起了由康有为亲笔榜书的“刘统之先生祠”。
刘官礼戎马生涯一生,但目光高远,识见过人,为实现大兴教育,广施教化的远大理想,身体力行,孜孜不倦,苦心孤诣,最终实现了兴义教育翻天覆地的空前成就。因教育的特殊促动,兴义社会的诸多行业也得以长足进步和发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刘官礼年事已高,时培文局改称劝学所,又聘请省内外名教师如陈树藩、端映江、董北平、刘炽昌、解伯莹、谢正初(湖南)、尤远春(湖南)等担任各科教学任务。这时兴义仅有城区高等小学堂一所,城乡及外地学生蜂涌前来求学,几致不能容纳。未被录取者仍不愿离去,要求旁听。校园周边每至黎明夜静时分,琅琅读书声时常达于校外。学生间在学业上争先恐后,唯恐落后于人。良好的竞争气氛和淳朴的学习风气,以及优异的教学质量,曾盛极一时。笔山书院名噪当代,为黔府享誉省内外名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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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陈松根据有关文史资料编撰 编辑:印象黔西南)
刘官礼,贵州兴义人,字统之,生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逝世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享年70的刘官礼。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兴义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奠基人,为发展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倡导和重修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和兴义一中前身)并对地方教育事业实行前所未有的开拓与改革,取得了功垂千秋的辉煌业绩;他更是兴义刘氏家族振兴与繁荣,贵州兴义系军阀建立、巩固以及全面壮大的关键性人物。
刘官礼之父刘明扬(字燕山),因一贯重视耕读,且又治家有方。从泥凼搬迁到下午屯后,便抛弃了榨桐油这一传统行业,本作“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思想,广置田地,并修建永康堡,在民乱四起中,兴办团练又深得四子助力,逐渐成为下五屯乃至兴义府首富。
刘官礼。图片来源网络
刘官礼本自幼习文,却因为乱局而不得不辍学。他幼年便开始学习程朱理学,稍长又涉左氏春秋,胸有大志,16岁师从廖建藩、汇表东进一步研读程朱理学和左氏春秋,精习书法以至于后来,练得一手翩若惊鸿的漂亮草书。信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天下)。”重视“整饬地方”;崇尚儒家“修齐治平”;认为“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未来发展之计”,地方之所以落后,经常暴乱的根本原因乃是“文风衰靡”。到了21岁,其所处环境,在清咸同年间,到处兵燹迭起,时局动荡不安。他废学之后,便跟随父亲兴办团练,征战杀伐,舞刀弄枪,无暇顾及他平生最为重视和喜爱的课读,每思及此,便无比痛心与惋惜。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竭力劝学的根源所在。
兴义刘氏家族兴办的团练力量日益壮大,军事实力越来越不可小觑。刘氏家族从刘明扬到刘官礼,虽然割据一方,亦官亦绅,但在军事上政治上效忠于大清朝廷。两次针对白旗军(清咸丰八年起事,至清同治十一年被剿灭)的战役,他均取得大捷,个人及家族声威日隆,威名远播,父兄及本人也得到了朝廷特别的褒奖和不断地擢升。
身为兴义县团首的刘明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刘官箴(字銘之),次子刘官霖(字时之),三子刘官礼(字统之),四子刘官德(字懋之)。先是刘官箴擢升为安义镇左营游击,后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刘官箴在马岭河杀死法国天主教徒,酿成“兴义教案”,朝廷震怒将其革职。七月,刘官箴与四弟刘官德巡防西路,被鲁布革汛把总张开业和汛守备李凤才于捧乍城内设计吃全羊宴将官箴杀害,官德被囚禁。刘官礼闻讯,率领刘氏团练十万火急杀奔捧乍而来,击毙张开业,救出四弟刘官德。
清同治三年(1863年)春,清军全撤。5月7日,刘氏团练猛攻被白旗军占领的兴义县城,刘官霖战死南门城下。
下五屯刘氏团首不久即由刘官礼担任。他先被清廷擢升为知府,赏顶戴花翎,加道员衔,留云南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因配合官兵剿灭广西会党有功,升任云南候补道。历经光绪年间直至辛亥革命前夜,刘官礼成为了刘氏家族最为至尊的掌门人,也成为了黔西南地方上最大也是最有实力的官绅。这就为他日后普施教化,广育英才,提供了最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社会基本安定,崇文之心丝毫未减的刘官礼,发动官绅向官府申请组建培文局,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兴办并改革地方文化教育事业。
(一)重修笔山书院
1882年,刘官礼经过多方斡旋,终于将总管盘江八属教育董事一职谋得,他一面清理厘租,筹措教育经费;一方面重金礼聘名师名士前来执教。次年创设“培文局”,并遵诏谕劝募谷物赈灾,秋后加利充作教育款产。
1889年,刘官礼说动赵天如、林子亨等士绅,与之一道共同倡议购地重建笔山书院,此举得到时任兴义府知府的孙清彦的热情鼓励,大力支持。以团防局历年存积的大约10万两白银,于兴义城东北隅(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城区分部)置地重修笔山书院。因资金充裕,官府重视,民众踊跃,建设院舍3进共有房26楹,房屋百十间,有礼堂、山斗堂、讲堂、缮堂、斎房(含学生宿舍)、教员憩息室(兼办公室)、教职员寝室、山长室(即院长)、庶务室、教员室。
新书院仍沿用“笔山书院”旧称,这四个大字题于大门石额上方,两侧并配石刻行楷对联一副,一副,上联为:“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下联是:“斯文无轸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院内建有四方圆角鱼池,池水清冽,通以小溪,围以石栏。中间的山斗堂上,悬有红底金字的“山斗堂”匾额,两旁联题“通今致用,修辞立诚”,概括了立院之目的。购买了大量图书,是当时黔省教学设施较为完善的一所书院。
(二)花费重金延请名师
刘官礼认为要使书院得以迅速发展,多出人才,首先得有一批名师,于是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期间,他开出教师年俸三、四百金的聘金,是当时普通教师年俸的2倍,相当于知府的官俸所得,诚聘省内外举人程光祖、周辅寰、庄南华、孙家璠、桂馥、汤中、朱元模、赵廷光、雷廷珍、曾沛霖、徐天叙和进士吴成熙、叶鸿钩、姚华、熊范舆等来笔山书院执教。山长先后由大儒雷廷珍,姚华担任。
《兴义县志稿》载:“甲辰(1904)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气又一变。时笔山书院学务,蒸蒸日上,巳达顶峰。所有受聘到兴义讲学诸名儒,刘统之无不优礼有加,待为上宾,结为世好。如安龙举人庄南华竟以其女嫁与显世为媳;贵阳熊范舆以其女楚芳为其孙媳,即刘公亮之妇也。”由此书院名声大振,本县及邻县来求学者众多,院址几乎不堪容纳。
笔山书院几次遭受损毁后,藏书已所存无几,且残破不堪。刘官礼就授命侄儿刘显慎,从地方公款项下,拨票银1万2千两,由雷廷珍开列书目,派专人赴长沙购办各种典籍。一时之间,笔山书院藏书之浩瀚为各县之冠。规定但凡县中生员(秀才、廪生、拔贡)及院中学子,均可借阅入览。
(三)打破陈规陋习,锐意创办新式教育
戊戌维新,废除科举,各省县书院都改设学堂。刘官礼在教育改革上颇具发展的眼光和博大的心胸。深感“兴义设县晚,科名较稀,高瞻远瞩,为地方百年大计,锐意兴学,优礼厚币,敦聘省内外名儒,创办城乡小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官礼改笔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礼聘贵阳有名举人张寿龄(号协陆,后留学日本,任贵州财政厅长)任首任高等小学堂长,并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仓房等。同时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供师生参考书刊数千册。也是这一年,刘官礼又出资从日本购进物理和化学仪器各一套,后又添置动植物及生理卫生标本挂图百余张,足敷中等学校的应用(民国五年至十二年,先后为过境军队所毁)。后有教育界名流聂树楷、解伯莹等先后担任堂长,因教学有方而成绩显著,邻省滇、桂及本省盘江八县慕名而来的学生日渐增多,每年有毕业生数十名,培养出了众多后来致力于为国家民族独立的栋梁人才。
(四)以国际意识向外选派留学生
西学东渐之后,刘官礼也产生了西为中用,洋为我用的思想意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官礼以团防局的名义保送王伯群、保衡、赵显彬、李映雪等赴日本留学。当时,由于兴义文化闭塞,学过英、法、德语等外语的人几乎没有。又因日文易学,中日途程较近,通讯汇款方便,所以兴义派遣的留学生,全都去了日本。那时,团防总局的存款还多,刘官礼就划拨部分款项,以地方公费派出学生留学日本,前后达数十人。所有旅、杂、伙食、学费全由地方包干。留学的人既有本县补助费,还可得到清政府的中央和省两份补助费。节约的学生如刘志道,毕业后所存的钱款数额也不算少。
在这些留日学生中,王伯群、保衡、刘显治、李培先、何应钦、王聘贤、刘若遗等人,分别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讲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回国后,他们与其他未出国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一起,在社会各界各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有魏正楷(字树生)、王文华(字电轮)、窦居敬(字简之)、高志强(字用之)、熊璜典(字凤阶)等人。后来,他们又大多转入优级师范选科学习,毕业后,都在教育、政治、军事上有所贡献。
刘官礼在家中排行第三,晚年族人皆称呼其“三爷爷”。他因幼年受教育有限而极端重视教育。当刘家成为黔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地方武装后,官府设团防局主管团练事务,刘官礼也因自身本领和两位胞兄兄都已经亡故之故,自然而然成为了团防局首脑,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并受封于朝廷,据说,每任知县上任,都要先上刘家来拜谒;兴义若有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也首先要请示刘家。云贵总督李经羲到任时,特意绕道兴义,拜访刘官礼,并恭维他说:“不意贵州有统老其人,竟有如此韬略!”辛亥革命后,贵阳白沙井街建起了由康有为亲笔榜书的“刘统之先生祠”。
刘官礼戎马生涯一生,但目光高远,识见过人,为实现大兴教育,广施教化的远大理想,身体力行,孜孜不倦,苦心孤诣,最终实现了兴义教育翻天覆地的空前成就。因教育的特殊促动,兴义社会的诸多行业也得以长足进步和发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刘官礼年事已高,时培文局改称劝学所,又聘请省内外名教师如陈树藩、端映江、董北平、刘炽昌、解伯莹、谢正初(湖南)、尤远春(湖南)等担任各科教学任务。这时兴义仅有城区高等小学堂一所,城乡及外地学生蜂涌前来求学,几致不能容纳。未被录取者仍不愿离去,要求旁听。校园周边每至黎明夜静时分,琅琅读书声时常达于校外。学生间在学业上争先恐后,唯恐落后于人。良好的竞争气氛和淳朴的学习风气,以及优异的教学质量,曾盛极一时。笔山书院名噪当代,为黔府享誉省内外名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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